石川啄木：可能是最受人喜爱的日本短歌诗人

石川啄木（1886-1912）可能是最受人喜爱的短歌诗人。千余年间，短歌是无数日本诗人参与创作的一种诗歌形式。啄木的短歌与其说是因为其美感而脱颖而出，不如说是因其个性而引人瞩目，时至今日他的诗作仍能让初读者感到惊喜。他的诗作几无借鉴任何人的作品，却能别出心裁地传递出他的思想和经验并附以令人惊奇的新鲜感。在他之前，有无数诗人在短歌的三十一个音节中描绘四季的变迁或因爱而起的渴望等主题。石川的作品却很少触及这些常规的主题，而他也无意用自己的原创性来打破短歌的传统。与之相反，他坚持用三十一个音节来创作，一如两千年来其他短歌诗人所做的那样。虽然他经常撰文敦促诗人们用当代的语言来创作，但他的短歌却依旧用古典日语写成，哪怕是在描述一个明确无误的现代人的思想。他很像法国的现代主义诗人，他们虽然下决心革新旧诗，但还是会押韵和采取传统形式，例如十四行诗那样。

石川啄木（1886年2月20日-1912年4月13日）

尽管短歌诗人可用的音节不多，但短歌的意向依旧洋溢着丰富多彩的美感且饱含深意。可供诗人使用的词藻是由许多世纪前公家贵族所规定的，以期确保优雅，但这种规定也限制了主题。事实上，短歌诗人都会公开引用前人作品，不参考过往作品的诗作也多不受褒扬。短歌诗人大多没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他们只是对自己所熟悉的主题不断进行变奏而已，沉迷于对旧诗的微妙改编及其隐晦透露出的新鲜感。

不过，短歌千篇一律的主题并不适用于十余位伟大的短歌诗人。即便是那些传统的主题，他们的作品也能令人流连忘返。虽然十四世纪连歌和十七世纪俳句的兴起给了诗人更多主题和语言的自由，但既没有让短歌消失，也没让短歌产生大变化。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开始有人高声呼吁摒弃过往的遗产，创作属于明治时代众人的诗作。

正冈子规[1]（1867-1902）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他的作品很少描绘樱花、秋叶之美以及其他可爱但烂俗的诗歌主题。相反，他会在诗作中叙述他自己的认知与感受，却不会担心这类诗作可能会让守旧的读者觉得缺乏诗意。子规坚持用现代日语进行写作，把短歌和俳句带入了新时代。这才让这两种日本传统诗歌形式免于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蔓延日本的欧陆思潮所吞噬。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正冈子规成为一位现代诗人。因为他很少会像现代诗人那样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很少用第一人称提到自己。他最有名的短歌需要读者理解未曾明言的背景：子规在他病重而卧床不起时写下了这些作品，却至死都没有透露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心路历程。

与正冈子规不同，石川啄木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大约六十年前，京都大学的哲学教授高坂正显告诉我：他深信啄木是第一个现代的日本人。这句话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尽管当时我对啄木的作品还不了解，以至于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现代”。

虽然很难讲清究竟哪些特征能让诗人显得现代，但啄木的诗作则无需多言。例如：

跟我相像的两个朋友，

一个是死了，

一个出了监狱，至今还病着。

显而易见，这首的主题是早期短歌诗人从未写过的，一名死者、一名刚出狱的人，还有一个生病的人。而啄木的经历与上述所有人都相似：

如同在旷野里走的火车一样，

这个烦恼啊，

时时从我心里穿过。

啄木在这首诗中将脑海中闪现的痛苦比喻成一列在荒原上疾驰而过的火车。在啄木之前，肯定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比喻。

不能忘记那颊上流下来的

眼泪擦不去的，

将一握沙给我看的人。

在啄木最著名的诗集《一握沙》的前十首中都出现了“沙子”一词。这首诗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如同沙漏中的沙子。尽管啄木并没有直言他目睹那位哭泣者时的心情，但却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啄木认为短歌是诗的理想形式。他并不赞成同时代诗人的观点：在欧陆的影响下，他们认为简约的短歌会限制表达。而啄木坚持认为：简约的短歌允许诗人在灵光闪现之时就能马上写出一首来。而短歌的简约形式也让诗人不会过度夸张渲染自己的情绪，因为没有第二节来重复那些已经表达过的内容。

啄木写其他形式的诗时有时会使用现代日语，但他所有的短歌都是用古典日语写成的。尽管有时会让这些作品难以理解，尤其是在当下，古典日语不再是日本教育重要一环的时候，但啄木依然愿意使用这些不常见的词藻或其过往的意涵。即使他的某一首诗难以理解，但其要旨仍能被感知到。

当我们今天阅读啄木的诗作和日记时，可能会忘记他是在一个世纪前去世的。尽管日本在此期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啄木与我们现代人之间并没有任何隔阂。有时我们可能会惊讶于他的坦诚，特别是在他日记中，他甚至会比如今大部分作家都更坦诚地揭露自己的缺点。以下引自他的《罗马字日记》（1909年）足以说明他的坦率：“为什么我决定用罗马字来写这本日记？为什么？我爱我的妻子。正是因为我爱她，我才不想让她读这本日记。不，这是个谎言！我爱她是真的，我不想让她看这个也是真的，但这两件事并不相关。”

虽然不如他的诗作流传范围大，但啄木的日记是他最令人难忘的作品。因为它是每天都会写的，之后也没有重写过，所以难免会掺杂某些他因一时兴趣而写的段落，但无一例外也都是关于文学旨趣的。即使是干了愚蠢、可悲的事，啄木仍会毫不犹豫地坦率示人。他在写日记时并没有考虑谁会是读者，也不会在日记里做忏悔。他偶尔会在小说中使用日记中的材料，但从未长篇摘引，况且这样的运用也并不成功。这些日记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自然是啄木最珍贵的财产。当他丧失一切时，他留下了自己的日记。之后，当他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时，他曾要求一位友人在其死后烧掉日记，但他自己从未尝试烧掉它们。他还曾让他的妻子节子在他死后烧掉日记，幸运的是她并没有这么做。

当啄木于1912年去世时，他并不为公众所熟知。然而，此后这么多年来，有超过一千本专著和传记来介绍他的生涯和作品。如今他已被认为是现代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一握沙》初版

石川啄木出生于岩手县一个叫日户的小村庄。一般认为他生于1886年，但一些学者根据啄木的备忘录和他妹妹的回忆，主张他生于1887年。他的父亲石川一祯（1850-1927）是日照山常光寺的住持。不过，啄木自己从未提到日户是他的出生地。以至于直到1955年，他所居住过的其他地方都已立有纪念碑后，日户才有了他的纪念碑。现在的纪念碑上刻有啄木学生时代的好友金田一京助（1882-1971）的铭文。他是第一个指出传记作者搞错了啄木的出生地的人，之前的传记常将啄木的出生地错记为涩民村。

啄木之所以不愿意提到日户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他死后二十年左右才被发现的。当地村民指责他的父亲侵占了献纳给寺庙的钱财，而这些钱财原本是用来救济贫穷信众的。在此阴影之下，他的父亲离开了日户。此外，一祯被指控利用这笔钱进行贷款并收取利息，还被指责擅自售卖寺庙的林木并用所得购买了贵重品，还带去了下一个落脚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斋藤三郎造访日户时曾发现，当地一些年迈的村民对一祯的行径仍感到愤怒并将这种不满的情绪延伸到他的儿子啄木身上。现在很难认定对一祯的这些指控是否能坐实。不过，他的传记作者认为他或许曾大手大脚地滥用了这笔钱，还认为啄木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这个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

啄木的出生证明上并没有确认他是一祯的儿子，而是被记为他母亲工藤葛（1847-1912）的私生子，名字为工藤一。虽然日本政府在1872年允许此前大部分宗派坚持独身的佛教僧侣结婚，但不赞成乃至鄙视僧人结婚者在民众中仍大有人在。啄木出生时，石川一祯作为一名十岁皈依禅宗的低级僧人对自己的未来如何并没有底，很可能为保住自己的职位而选择隐瞒这段婚姻，哪怕这会让他的孩子被贴上私生子的标签。实际上，啄木两个姐妹出生时也被登记为“没有父亲”。

1887年，位于更繁荣的涩民村的曹洞宗宝德寺的住持突然去世，而他的孩子年幼无法继承寺院，于是石川一祯被任命为下一任住持。此项任命是葛原对月 (1826-1910）安排，葛原对月不仅是一祯的授戒法师，与一祯秘密结婚的也正是他的妹妹。不少信众认为一祯对这么一座大寺来说太年轻和缺乏经验了。另一些人则对前任住持家人的境遇感到遗憾，他们被迫离开寺庙，并陷入贫困。而一祯的书呆子风格和对诗歌创作的痴迷也让信众感到不满。

啄木尚在襁褓时，就被从日户带到了涩民。1892年，一祯或许是因为受到自己新职位的鼓舞，他开始承认自己已婚的事实并将自己的姓氏“赐”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只是对外还是声称这些孩子是收养的，并非亲生。一祯承认已婚的事实刺激了他的反对者。不少信众指责他对增加当地民众福祉毫无兴趣。不久之后，又有流言蜚语称其擅自挪用寺庙的钱财，而他则强烈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尽管当地大多数信众接受了他郑重其事的自辩，但一祯追随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端依旧持续了很多年。

啄木五岁时上学。当时他被称为工藤一，一年后改名为石川一。涩民村小学是应1872 年日本政府命令而建立的，当时要求日本每个儿童从六岁起（按西方的算法是从五周岁起）至少要读四年书。当然在此之前，日本就有学校存在。但平民的孩童除了基本的读写外，几乎学不到什么，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基本的算数，以便能算账。对于武士阶级的孩童来说，他们也会在一些学校里花大量时间来学习儒家思想。这类对研究儒家著作至关重要的古典汉语知识也是武士身份的重要标志。

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日本在1868年后开国，日本政府清楚表明：仅靠儒家智慧并无法使日本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年轻的明治天皇登基之初，就承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872年颁布的《学制令》[2]兑现了这项诺言，决定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兴建学校、向孩童传授科学、地理、英语和其他非传统科目，不问阶层出身。

大约十五年后，到了啄木所处的时代，连日本偏远地区的学校也能提供堪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当的小学教育。这种显著的教育跃升，使啄木获得有关诗歌和生活的丰富知识。而他的学习速度则是令人惊讶的。

啄木最初就读的小学就设在他居住的宝德寺院内。由于缺少可用于教授新知识的教室，佛教寺庙（最大的可用建筑）往往被改造成学校的校舍。起初，啄木的学习成绩很糟糕。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和对户外活动的热爱使他不愿意遵守学校的纪律。不过，他的成绩很快就日渐提高，毕业时他的成绩在班上已经名列前茅。

事实上，啄木的成绩比他的同学好得多，以至于他们把他称为天才，这个外号在他的余生中一直伴随着他。偶尔他甚至会自称天才，但他越来越意识到神童的美好预期和他被迫承受的生活之间的痛苦反差。他用这些诗作来表达这种反差：

那时候神童的名称

好悲哀呀，

来到故乡哭泣，正是为了那事。

然而，啄木在涩民的童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愉快的。他享受母亲的宠爱，以及很多朋友的推崇。不过，他的欢愉并非来自人，而是来自山间田野。他是一个“自然的孩子”，正如他妹妹光子所描述的那样。他经常回忆他儿时的快乐：

涩民村多么可怀恋啊，

回想里的山，

回想里的河。

他还会怀念涩民当地鸟儿的歌声：

布谷鸟啊！

围绕着涩民村的山庄的树林的

黎明真可怀念呀。

他特别喜欢宝德寺周遭树上啄木鸟的声音。1902年，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啄木鸟的十四行诗，尝试用这种外国的诗歌形式来写作。事实上，啄木深深着迷于啄木鸟，甚至将“啄木”这两个字作为自己的“诗名”。

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了早先的另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而选择了“啄木鸟”的意象，这种鸟的外形和歌声并不被日本诗人所赞美。他如此回答道：

我的窗外是一片漆黑的森林。在它的深处，无论是哪个季节，总能听到啄木鸟稳稳啄树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森林的中心，在任何时候都在作响，如同柔和的鼓声，就像从古代传来的回声，令人喜爱的声音。它治愈了我的春病，无论我因头疼而靠着枕头休息，还是在朗诵诗歌解闷，甚至在我正阅读心爱的瓦格纳时。这声音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能抚慰我，而当我听到它是，无论何时都会感到一股压抑不住的创作欲——一种在我体内喷涌而出的纯粹快乐，一种可以冲淡写作倦怠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啄木”作为我的名字。

当他离开涩民、远离啄木鸟后，啄木仍继续怀念这个村庄。尽管他在这儿居住的时间仅仅是从1887年到1903年。随着他越来越意识到涩民岁月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他对此的怀念之情更与日俱增。他那些关于童年的诗都是最明朗的：

夜里睡着也吹口哨，

口哨乃是

十五岁的我的歌。

石川啄木居住地

啄木在涩民的家人除了他本人外，还有他父母、他的妹妹光子（1888-1968）。在光子的回忆里充满了啄木如何不善待她，乃至残忍的抱怨。她显然对母亲更偏爱哥哥而感到不满。

啄木很少写他童年时与伙伴们的关系，而他的诗还显示他和自己父亲也并不亲密：

父母和儿子，

怀着不同的心思，静静对着，

多么不愉快的事呀。

父亲与我彼此无言，

在一个秋夜，

回家的路走了一半。

悲哀的是我的父亲！

今天又看厌了报纸，

在院子里同蚂蚁玩耍去了。

尽管父子间并不亲密，但一祯很高兴能有一个儿子，尽管他似乎并不指望啄木能够继承他在教派中的地位。住在寺庙的啄木经常能听到父亲念经，但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佛教禅宗的教育，甚至都没有学过拜佛的重要性。不久之后，他就自称是无神论者了。

然而，他的父亲则可能在无意间促成了啄木诗歌天赋的觉醒。一祯自己就是一位老派的短歌诗人，留下了近四千首作品。他还为一些诗歌杂志写文章。这对一名乡下僧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啄木可能是在看过这些杂志或他父亲的诗作后，萌生了写诗的念头。不过，没有任何一首他童年时代的诗作存世。

这个世上，啄木最爱的人可能是他的母亲，尽管他的日记从未直接表达过这种爱，甚至也未曾流露感激之情。他的母亲的家庭背景要优于父亲，她在小学时成绩很好，但婚后没有再接受教育。在啄木最长的有关母亲的叙述中（在《罗马字日记》中），她已近乎文盲。他引用了一封母亲寄来信中的内容，信里讲述了家中如何缺钱。她向啄木求助，哪怕一日元也是好的。她写道“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你的答复，那我们就完了”，啄木接着评论道：

我母亲的信中，满是扭曲的字体和拼错的假名。除了我自己，大概没人能读懂这封信。有人告诉我，母亲以前在盛冈仙北的学校读书时，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但在与我父亲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怀疑她一封信都没写过。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是在前年夏天……今天是我来东京后收到的第五封信。信中的错误比第一封要少，字也写得好了一些。多令人悲伤啊，我母亲的信。

根据啄木在日记中提到父母的次数，研究者斋藤三郎得出结论的是，啄木对母亲的爱至少是父亲的七倍。不过，啄木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宫崎郁雨（1885-1962）则曾认为啄木与母亲的关系有些“不健康”，尽管他没有明说。他在1908年见到她时，留下了负面的印象：

他的母亲看起来像一个老巫婆。她非常瘦小，而且痛苦地弯着腰。坐着的时候，她看起来不比一个女孩大，但她的体态很有特点。额头很饱满，就像啄木的一样。她苍白的脸是葫芦形的，鼻子和嘴甚为平常。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的白发。看着她的脸，我想，她年轻时可能很美，但只要有什么事让她不高兴，她就会在言谈中透露出一种令我不快的逆反天性。

尽管他的母亲身材瘦小，但她却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她的喜好与厌恶。但她首先致力于让啄木感到快乐。这种关心可能要追溯到啄木的婴儿时期。他出生时体弱多病，他的母亲非常害怕失去她唯一的儿子，所以她会允许他任性，害怕责骂他可能会导致他发脾气，甚至死亡。

光子将她母亲对啄木的感情描述为“盲目的爱”。她回忆说，为了能让啄木长力气，她的母亲会给他喂其他人都吃不到的美味佳肴。她从不责骂，无论啄木如何调皮捣蛋。他的父亲则比较严厉，有一次他严厉地责骂了啄木。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家长权威，这个小男孩被吓得直哆嗦。光子承认，她看到弟弟受罚时，感到非常高兴。她坦承：自己恨他，因为他总是骂她笨，还会打她。

光子很羡慕啄木。作为独子，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他的父母却没有做任何事来保护光子免受啄木的欺负。啄木总是穿戴整齐，而当光子每次想要衣服时，父母只给她一些啄木穿过的旧衣服。在啄木死后，光子写了这些有关她哥哥的不快回忆，但她坚持说这样做并非是为了揭露她哥哥曾如何让他痛苦，而是为了反驳那些将啄木的不幸归咎于世态炎凉的说法。光子相信，啄木之所以不快乐的根源在于母亲培养的贵族式的利己主义：“现在人们忘记了我哥哥是一个在家里被宠坏的儿子，在村里像个贵族少爷。石川家后来确实被迫四散各方，但希望读者诸君能客观地认识到，我哥哥的麻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自己的贵族化倾向造成的”。

用“贵族”这个词来形容一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贫困中度过的人，确实是出人意料的。不过，光子的记忆只停留在啄木的青少年时期。作为一名僧人的儿子，他可以向当地村民炫耀他身份的优越性。实际上，光子对他的傲慢很不满。她后来去一家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成了一名基督徒，似乎是想尽可能与他哥哥不同。啄木晚期的一首作品呼吁人们关注那些他们抵触的宗教：

我说基督是人，

妹妹的眼睛里带着悲哀的样子，

在可怜我了。

光子对哥哥的愤恨偶尔也会让位于亲情，但她写的东西大多充斥着苦涩。或许她并没有夸大她的悲伤，因为啄木也意识到父母对光子的不公：

我记得当我的母亲，

没有打过我的屁股。

却会敲打和惩罚

我的妹妹，

尽管她什么都没做。

光子承认啄木有时会对她的教育表示关注：“我哥哥经常说，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小说家，并敦促我无论读什么都要搞通弄懂。正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上田敏[3]和夏目漱石[4]的名字 ”

啄木偶尔也会认为，尽管他周围的人对光子很严厉，但他们对自己却又过分放任了：

我这个

独生的男孩长成这个样子，

父母也觉得很悲哀吧。

啄木的第一所学校是在涩民的普通小学。在这所学校读了四年，而这也是村里大多数孩子所能接受的全部教育。1895年4月毕业后，啄木去了盛冈的高等小学，那是附近最大的城市。1898年，他从盛冈的学校毕业，在日常功课、品行、考试三方面都获得了最高分。他申请入读盛冈中学，在一百二十八名申请者排名第十位，那一年他十二岁。他中学第一年成绩不错，但不算突出。啄木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短歌，并能运用古典日语。他在学习那些古典词藻和语法时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进而醉心于这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啄木的成绩在初中二年级后开始下滑，之后更是年年下滑。虽然他在日记中并未提及成绩变差的原因，但传记作者们一般将其归咎于他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意识觉醒：在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后，他对课堂学习就没了兴趣。不过，他的成绩变差可能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1899年，十三岁的啄木遇到了一位同龄女孩堀合节子。从照片上来看，她不算漂亮。尽管并不像是“白百合”，但啄木还是用这样的爱称叫她。她很聪明，还可能有一种性方面的吸引力。不久后，热情的啄木就爱上了节子，而节子也同样被他吸引，成了啄木家的常客，通常还是以来见光子为借口。

1901年3月，盛冈中学爆发了一场学生罢课运动。罢课始于两批英语教师之间的敌对。其中一批是当地的老教师，他们的英语完全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常会把“the girl”发音为“za gururu”。而他们的对手则是由一批来自东京的青年教师组成，从英语母语者那里学到了正确的英语发音。老教师们担心自己会被取代，因此处处为难新来的教师。性格软弱的校长既无法化解两派人的敌意，也无法制止学生们对糟糕英语教育的抱怨。学校的校友们为了寻求解决之道，找来富田小一郎（1859-1945）做文科长。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被称为“岩手的裴斯泰洛齐”[5]，但他过于严厉的要求激怒了学生，很快就离开了学校。随后罢课又持续了三周，直到县知事亲自出面干预才结束。

一向叛逆的啄木，很享受罢课的刺激。当罢课结束时，他甚至感到很遗憾：

想起罢课的事情来，

现今已不那么兴奋了，

悄悄觉得寂寞。

起初，啄木并不喜欢富田，但随着自己对他了解的加深，对他的敌意逐渐转为钦佩，并在1909年出版的报纸连载中对富田更是倍加推崇。

在知事结束罢课后，啄木再次对学校感到厌烦。于是他通过大量阅读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回忆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文学作品，从那时起就被完全吸引住了。我在课堂上出现的次数变得比以前更少，到今天依旧如此。”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有趣，而且也使他坚定了自己必须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念。课堂上的内容似乎与他未来的事业越来越不相关。

而罢课的结果是学校的教师队伍产生了动荡，没有人继续留下来教英语。1901年，在啄木的建议下，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团体，称之为“联合协会”。而这个名字来自成员们使用的英文教科书。他们每周聚会，不仅讨论文学，还会议论政治和宗教。这种知识分子式讨论的初体验可算是啄木从罢课运动中获得的最重要好处。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那样：“如果有人问我在生活中有什么聊以自慰的话，那我会立即回答：在我的右边是一朵白百合，在我的左边则是联合协会的朋友。”如前所述，“白百合”就是节子。

尽管从十七岁时，他们两人就渴望成婚，但双方家庭都反对。节子的殷实家族并不希望把女儿嫁给一个乡下僧人的儿子。而啄木的母亲则认为节子不像一个端庄的日本女孩，或许是因为她自己对啄木的感情过于强烈。虽然对双方父母的反对而感到沮丧，但这对恋人依旧打得火热。

而啄木自己却几乎毁了他与节子结婚的可能性。1902年7月15日，他在一次数学期末考试中作弊被抓。当时，他与邻排的一个朋友约定，把问题的答案传给他。这一年3月，啄木已经被抓到过作弊。当时，他被从宽处理，只受到训诫。第二次被抓后，他被停课了。考试作弊在日本学校中很常见，通常是被视为一种轻微的违规行为，但在罢课事件后，新上任的校长接到知事的命令：要重建学生们的道德品质。因此他要求教师们重罚啄木。

9月2日，啄木被告知，他的学习档案被仔细检视过。档案显示，在规定的两百零七个学时中，他只上了一百零四个。在一些课程中并没有获得学分，还有一些课程也没能及格。在一片责骂声中，啄木却收到了好消息。数一数二的诗歌杂志《明星》传来消息，该杂志正计划刊行他的一首诗作。这个消息让啄木有了安定感。他并没有遭受被学校开除的耻辱，而是在10月27日以“家庭问题”为理由请求退学，这个请求立即就被批准了。

啄木就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决定前往首都大展身手。他离开涩民，次日一早在盛冈与节子含泪作别。1903年10月30日下午五点，在节子和“联合协会”成员的目送下，啄木踏上了前往东京的火车。他没有钱，也不知道在首都到底能做什么，只有一个去认识当时大诗人的模糊希望和巨大的自信心。

注释

1.正冈子规（1867-1902），近代日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为俳句、和歌革新发挥了巨大作用。

2.日本明治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基本确立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作者此处误作《教育敕语》（Rescript on Education），疑为笔误。《教育敕语》是1890年颁布的。

3.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及诗人，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教授。永井荷风曾承认自己是通过上田敏的译介才开始对欧美文学感兴趣。

4.本名夏目金之助，最负盛名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享有“国民作家”的称号，也是被印在一千元日元纸币上的人物。

5.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1746-1827），瑞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平民教育的先驱和奠基者。

本文摘自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唐纳德基恩的《石川啄木：日本的第一个现代人》，为该书第一章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原标题为《啄木，现代诗人》，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注释从略，这里的注释均为译者注。

《石川啄木：日本的第一个现代人》，【美】唐纳德基恩/著 沙青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