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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同时也是“十五五”规划编制的关键谋划之年。在当前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国民收入分配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其调整直接关系到国内需求的有效释放。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10月2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上述建议内容。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部分，《建议》提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此外《建议》还明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支持勤劳创新合法致富，鼓励先富带后富促共富。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国民收入分配又该如何调整？为此，界面新闻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李晓超。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肩负的经济发展任务也十分繁重，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将会前所未有。
基于对这一形势的判断，李晓超建议，“十五五”期间，需要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明确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向和目标。未来五年，要充分认识到初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基础，同时也高度重视收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
“相比于劳动报酬收入，居民经营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应积极创造条件、大力鼓励居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李晓超说。
扩大消费需求的背后是依赖居民收入增长
界面新闻：据测算，“十五五”时期，中国总需求增量或达39万亿元。有学者指出，保持经济合理增长所需要的总需求增量必须也只能更多从持续扩大居民消费中产生，居民消费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 “压舱石”。如何理解这一判断背后的逻辑？
李晓超：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扩大内需是应对压力的关键抓手，内需扩大需重点聚焦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扩大的背后则是依赖居民收入增长。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居民收入直接增长难度较大，则需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比如，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以及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等。
当然，恢复和扩大消费是系统性工程，尽管也需要采取增加有效供给、优化消费环境以提振消费意愿以及阶段性实施消费补贴等短期激活需求等措施。但必须看到，这些措施需与收入增长形成协同。若缺乏持续的收入支撑，供给优化可能陷入 “有产品无市场”，消费意愿也会因 “想消费却不敢消费” 而落空，唯有增加居民收入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底层逻辑。
界面新闻：在“十四五”收官之际，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变化趋势？
李晓超：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稳步增长，但横向对比发达国家，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仍存在一定差距。
聚焦 “十四五” 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现 “稳中有升但幅度有限” 的总体特征。不过，也要客观看到，受疫情后经济恢复节奏、产业结构调整阵痛以及部分行业经营压力传导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一比重提升的动力仍显不足，尚未形成持续攀升的稳固态势。例如，部分中小企业经营面临困难，直接导致部分职工工资增长放缓；同时，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虽有缩小趋势，但依然存在，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收入占比的进一步提高。
界面新闻：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有何特点？影响居民收入增加的挑战是什么？
李晓超：从收入构成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4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达 56.5%，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 16.7%、8.3%、18.5%。
与前几年相比，居民收入平稳增长。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当然，这一增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现 “稳中有波动”的态势。2014-2019 年间居民收入增速保持在 7% 左右的较高水平，2020 年受疫情影响增速降至 2.1%，2021 年反弹至 8.1%，2023 年后逐步恢复至 6.1%，2024 年名义增速进一步稳定在 5.3%。
再看城乡和区域差异，这几年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分城乡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分别快2.0个和1.9个百分点。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2.39降至2.34，较 2012年下降0.51。
说到居民增收的挑战，核心还是要回到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上述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除转移净收入外，其余三项收入均与经济增长关联紧密。比如工资性收入要增长，得靠就业扩大、企业能创造更多产品和服务；经营净收入增长，离不开企业规模扩张、产出提升；财产净收入增长，也得有财产积累和升值。而这些影响因素最终都会体现为经济增长。若无经济增长，就业、企业规模、产品服务供给及财产积累都难以实现突破，三项收入增长也会失去支撑。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其实也能看出规律：经济增速快的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往往更快；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长也会随之放缓。因此，从本质来看，居民收入是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国民收入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构成，这决定了居民收入增长快慢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当前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收入增加高度依赖经济增长；面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现状，居民增收确实面临一定困难与挑战。
高质量就业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抓手
界面新闻：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完善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协同。如何发挥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
李晓超：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充分认识到初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基础，同时也高度重视收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提高居民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相比于劳动报酬收入，居民经营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应积极创造条件、大力鼓励居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比重。
与有数据支撑的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比低10个百分点左右，可以考虑把提高居民经营收入作为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
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下降趋势更为清晰：1998 年，居民经营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为 31.7%，2003 年降至 22.4%，2013 年进一步降至 18.8%，2020 年达到 16.5%。自此之后，该比重一直稳定在 16% 至 17% 之间。从长期趋势分析，居民经营性收入比重的下降，既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逐步增多的因素有关，但也与居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规模减弱有一定联系。
基于此，应重点鼓励居民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例如规范发展地摊经济。从事地摊经济的群体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低收入人群，这类群体的消费倾向通常较高，其收入增长不仅能改善自身生活，更能直接带动消费扩大，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其次，规范要素分配秩序，拓宽增收渠道。兼顾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避免分配失衡。对资本要素，加强垄断行业、平台企业监管，清理不合理高薪与分红，明确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合理倍数；对技术要素，完善知识产权收益机制，支持科研人员技术入股，建立数据要素分配制度，如深圳试点允许个人授权数据获收益。此外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并完善价格机制。
此外，还需要明确高质量就业是初次分配中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抓手。一方面，我们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拓乡村特色产业等，扩大就业总量，使更多劳动者参与初次分配；另一方面，注重提升就业质量，强化技能培训与就业扶持，增强低收入群体发展内生动力，形成“提低—扩中”的良性循环。
界面新闻：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通过哪些关键举措进一步释放城镇化对消费升级的拉动作用？
李晓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实现了跨越式提升，从 1978 年的 17.92% 提高至2024 年末的67%，40 多年间，累计提高49.08%。尽管进入 "十四五" 以来增速有所放缓，2021-2024 年年均增长 0.78 个百分点，但仍远高于全球 0.42 个百分点的年均增速水平。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提升很快，也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城镇化率仍较低。2024 年，美国城镇化率为 84%，日本升至 92.13%，韩国则保持在 81%，这些国家 80% 以上的城镇化水平，印证了我国城镇化还有持续深化的潜力。
事实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是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体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4188 元，人均消费支出 34557 元，均保持稳定增长，充分说明城镇化能有效激活消费潜力。
同时，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加带动了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扩张。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公报显示，全年全国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等开工建设和筹集18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惠及居民966万户。而这些需求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当前需要着力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推进城镇化进程，我认为需要在两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一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管 2024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7.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存在明显差距，这部分未完全市民化的群体难以充分释放消费和发展潜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要坚持愿意落户的就能落户的原则，加快中小城市逐步取消落户限制步伐。此外，要降低大城市包括超大城市落户门槛，对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对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居民能够获得平等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待遇。
二是要积极探索农村土地和宅基地改革，积极推进 "小田变大田"、土地流转，推动宅基地改革，通过复耕、转让、村庄合并盘活闲置资源，既能为农业现代化腾出空间，也能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提供财产性收入支撑。
明确国民收入分配方向
界面新闻：此前您曾提出一种观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增加居民收入可供选择的思路，能否再详细解释一遍？此外，收入分配应如何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寻求平衡？
李晓超：在前两年，我曾就这一问题分享过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增加居民收入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在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需通过保障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快速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需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居民收入更快增长。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经济增长确实面临一定的放缓压力，所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入手，应该是当前阶段增加居民收入更值得重点探索的方向。
不过我们也要清楚，国民收入分配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是简单 “切蛋糕” 那么容易。
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过程。具体来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最基础的环节，核心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大主体之间的分配。其中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通过经营收入、工资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而获得。而当前我们强调扩大需求，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比重，这就需要重点增加将收入主要用于消费的居民收入。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尤其要重点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主要通过减少居民个人所得税以及加大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不过，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通常意味着政府收入比重的下降。面对政府收入比重的下降，会形成对政府财政收支的较大压力，需考虑提高财政赤字率的政策安排，同时也可考虑优化财政支出，为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供空间。当然，我们也需认识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并非易事，会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但此举对当前扩大消费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推进。
界面新闻：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调整国民收入各个分配环节的过程中，可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协同推动分配公平？
李晓超：上述内容，我也提到了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实物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方向需立足初次分配、再分配、实物再分配 “三个环节” 统筹发力，通过明确目标、细化路径，切实增强分配公平性。通过国际对比分析，提高居民收入占比，需要提高居民财产收入占比特别是居民经营收入占比，居民财产收入占比的提高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红利收入的占比。
再分配关键是要强化再分配调节力度。目前我国再分配调节力度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差距，这不仅影响着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也限制着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调节能力。
而这需从两方面突破：一是优化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制度，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完善高收入群体累进税率、清理不合理税收减免、扩大环保税范围，同时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立法，既充实政府收入，又调节收入差距；二是通过提高社保缴费比例、扩大参保范围、研究延长缴费年限，目的还是增加对居民社保支出规模。
实物再分配核心是增加实物社会转移规模。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离不开实物再分配的公共产品服务支撑。因此，需优先在医疗、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同时在文化、体育领域发力，扩大优质资源覆盖、提升服务均等化，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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