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厄同（Phaethon）贸然迁走太阳神的车，驾驶它遨游在天地间，但他又怎是好驭手，须臾之间，马车脱离了法厄同的控制，大地为之灼烧，幸好宙斯赶来救场，但可怜的法厄同被宙斯狠心击死，最后坠入波河。尤瓦尔赫拉在《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开篇利用这个神话故事教训人们，永远别去召唤自己控制不了的力量。人工智能就是这样的力量。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都警告公众，人工智能可能会摧毁人类文明。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如何改良天真的信息观呢？通过引入秩序，信息不仅指向真相，还指向秩序，它们最终才能形成智慧和力量。尤瓦尔赫拉利的表述更为晶莹且掷地有声，“智人之所以能成功，秘诀在于懂得运用信息，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但很遗憾，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常常也会伴随着相信谎言、错误与幻想。”随着他的剖析，信息的定义和质感发生了变化，信息仿佛能插上翅膀，且能实现千百种变化。天真的信息观由此演化为复杂的信息观，后者重在人与人的联结，乃至人与故事的联结。
尤瓦尔赫拉利笔下常见各类名词，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论科学的精确性》、信鸽英雄谢尔阿米、“十诫”、《新故土》、楔形文字泥版……列举这些名字，不止要说明，尤瓦尔赫拉利热衷于不同源头的经典文献，还要说明，他筛选和判断信息的能力相当好。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信息点，其实是诸多系统与叙事的核心要素，换言之，它是河源，它是最大的河。在所有流经人类历史的信息之河中，尤瓦尔赫拉利总能找到最厚重，最主脉的那个。因此，之于他本人，他既未采信天真的信息观，也未依赖复杂的信息观，而主要施用透明的信息观，即从最好的信息出发，最后再返归最好的信息，前者是务实的，后者是务虚的。
有机体是算法（the organism is an algorithm）。“现在，新的转变正在发生。正如宗教神话使神圣权威合法化，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使人类权威合法化，高科技大师和硅谷先知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普遍叙事，他们使算法和大数据的权威合法化。这个新的信条可以命名为数据主义（Dataism）。”在2016年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尤瓦尔赫拉利写道，“其极端形态是，数据主义世界观的支持者将整个宇宙视为数据流，将有机体视为不多也不少的生化算法，并相信人类的宇宙使命是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数据处理系统，并融入它。”
2013年，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数据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ata）一文首次提及了数据主义一词，戴维布鲁克斯对数据主义的使用是比较基础的，他认为，充足而正确的数据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测未来。尤瓦尔赫拉利的思虑显然更深刻，他洞见道，数据主义正在重新塑造一种权威。如果说人文主义将神的权威瓦解，并将权威建构在个人的感受上，那么，数据主义将个人的叙事扫了一空，权威重新回到了云端。“我们正在培养一种为一个人创造的能力，同时也在培养一种压迫一个人的能力。”尤瓦尔赫拉利对《诺耶玛》（Noema）表示。
今天不乏技术悲观主义者。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在去年《时代周刊》的专栏文章中警示人们，如果有人建立了一个过于强大的人工智能，每一个人类成员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会在不久之后死亡。为防止此事发生，他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无限期暂停新的大型训练，并关闭所有大型GPU集群。
尤瓦尔赫拉利，也会被看作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但也许他更像是技术人文主义者，他企图调和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倾向，同时也强烈地呼吁各界人士关注人工智能及其可能的破坏力，尤其是“美丽新生政”（Brave New Biocracy）的发生。他反复提醒人们，硅谷不了解自己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对历史、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造成了深刻的改变，而人类或许在诸多事务中兑现自己的真正潜力，这个新的图景被他命名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虽然人工智能前所未有，但是人类历史上不乏类似的革命，比如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尤瓦尔赫拉利总是能够找到某种策略或者框架，讲述这些学术叙事。他最常用的框架是，拿出两个方案与方案，与读者一起比较它们，最终选定一个更优的方案，通常是有点耸人听闻的方案，比如“八卦理论”、“贪吃基因”。有时候他会提出自己的方案，并适时将其升级为大主题，比如他备受争议的农业革命骗局理论。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农业革命使得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是农民更辛苦，吃得更糟，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在这个方案中，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有些惊悚的论点，他说，“这背后的主谋，既不是国王，不是牧师，也不是商人。真正的主要嫌疑人，就是那极少数的植物物种，其中包括小麦、稻米和马铃薯。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智人（Homo sapiens）变成了被几种植物关在房子（domus在拉丁语中是房子的意思）里的物种。但无论如何，人类没有被农业革命所吞没，反而建立了新的食物体系、生态体系，以及智识体系。
为了寻找未来，尤瓦尔赫拉利不再单纯关注人工智能领域，他叮嘱人们关注生活的世界，以及想象的世界。他引入主体间性，比如法律、神祇、国家、企业和货币，类似女巫，解释力很强，但又很人性。这些主体间的现实，并不是指任何已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类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甚至更早时期，尤瓦尔赫拉利就相当强调主体间性及其重要性。比如他在《人类简史》中论述道，“事物的存在，靠的是许多个人主观意识之间的连接网络。就算有某个人改变了想法，甚至过世，对这项事物的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是这个网络里面的大多数都死亡或是改变了想法，这种主体间的事物就会发生改变或是消失。之所以会有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其目的并不是想存心骗人，也不是只想打哈哈敷衍。虽然它们不像放射线会直接造成实质影响，但对世界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主体间性将尤瓦尔赫拉利带回了平民立场，他始终关心数字独裁（Digital Dictatorship）可能沦为新卢德主义者的人们。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提示的，目前存在着危险的信息不对称：那些领导信息革命的人，比起那些应该监管它的人更了解背后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一直高喊“顾客永远是对的”“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人们正在等待出现在《智人之上》封面上的鸽子，在圣经故事中，鸽子象征着洪水的结束。
2019年，莱斯莉戴格尔（Leslie Daigle）在一份名为《互联网不变量》（The Internet Invariants: The properties are constant, even as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的文档中警示，堆栈（stack）的网络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它正在丧失独立、弹性、通用性，并正在走向僵化。为此，玛丽亚法雷尔（Maria Farrell）和罗宾贝尔容（Robin Berjon）呼吁互联网重新再野化（Rewilding），以避免出现类似“森林之死”（Waldsterben）的局面。再野化取自保罗杰普森（Paul Jepson）和凯恩布莱思（Cain Blythe）的同名书籍，《再野化》（Rewilding: The Radical New Science of Ecological Recovery）。
再野化类似于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自我修正机制。不止人类身边的大多数事物，就连人类本身，都是这套自我修正机制的产物。
跟随自我修复机制，人们来到了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三个解决方案：为善；去中心化；相互性。又一次，他将人们带向了充满希望的境地：我们现在召唤出了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非人类、非生物智能，它有可能逃脱人类的控制，除了可能危及人类物种的存亡，更有可能将无数其他生命形式也卷入危险之中。我们所有人在未来几年所做的决定，将决定召唤这种非人类智能究竟是个致命的错误，还是会让生命的演化翻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篇章。
不容否认的是，尤瓦尔赫拉利已然是当下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这得益于他的千万册畅销书《人类简史》（《人类简史》迄今为止已售出2500万册），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托马斯潘恩。然而，简单地将尤瓦尔赫拉利看作是科普作家或者通史家并不恰当。在《人类简史》之前，他还有写作三部关于中世纪骑士的学术专著，《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回忆录》（Renaissance Military Memoirs: War, History and Identity, 1450–1600）、《骑士时代的特种作战》（Special Operations in the Age of Chivalry, 1100–1550）、《终极体验：战场启示录与现代战争文化的形成，1450-2000年》（The Ultimate Experience: Battlefield Revel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ar Culture, 1450–2000），类似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在其中，尤瓦尔赫拉利的写作形态便已固定，相对于常规的学术著作，他会涉及更高密度的知识，为了平衡，他会在叙述上加入更多的启示感。
2011年先由希伯来语出版的《人类简史》，源于他为本科生开设了《世界史概论》。正如赫拉利几乎离不开“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史，他本身更像是某种“新自由主义”作家，也就是建立在知识大爆炸与媒介“套娃”的基础上的新的想象与叙述方式，这与现代主义的精神史焦虑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改良之爱大异其趣，当然也并非国内普遍误解为的与互联网“零距离”。赫拉利有至少三种我正在学习的某种技能，1）与冥想或者呼吸有关的，非书卷或者非手指写作，该怎么命名好呢，心灵写作吧；2）建立在严格的知识与学术意味之上的全景概览；3）双重下判断，带有趣味关爱与探讨的。
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尤瓦尔赫拉利由于文化冲击和气候差异，陷入焦虑，朋友建议他尝试冥想，他认为这是幻术，遂作罢。一年后，尤瓦尔赫拉利回神尝试，他惊讶于冥想效果奇佳，且相当科学，自此，冥想进入了尤瓦尔赫拉利的每日清单。没有冥想，就没有后来的“畅销书”，尤瓦尔赫拉利亲口承认。的确如此。冥想使我们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清理混杂的思绪，帮助我们专注于重要的或者意想不到的事物，从而引导我们深度思考。读者对尤瓦尔赫拉利的折服与共鸣，与其说源自“讲故事”，不如说源自冥想。事实上，尤瓦尔赫拉利未必是讲故事的高手，却是传情达意的高手；未必是论述的高手，却是下结论的高手。
年轻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使尤瓦尔赫拉利颖悟，原来自己也可以写这样的书。大约十年后，他就兑现了这个期待，接连推出了几部简史：《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未来简史》（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今日简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智人之上》（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在人类的真相的“普遍的工程”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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