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非遗版”的春节已经来到，在此之际可以重思春节的文化意蕴、追问春节的文化社会学内涵。
2024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Spring festival, social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elebration of traditional new year）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本次春节申遗主题的简化理解或其落脚点，在于“社会实践”四个字。“社会实践”是一个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概念，涵盖了从个人行为到社会变革的多个层面，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中通过具体的行为、活动和互动来构建、维持和改变社会结构与文化的过程。
春节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一代代中国人用自身的辛勤劳作和浸润传承，形成的日用不觉而至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观与社会活动，它的背后是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它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而是自然融入到我们这个民族达观自信、坚韧自强的血脉里，镌刻进我们这个文明旧邦新命、生生不息的历史中。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非遗“板凳龙”演出。 新华社 资料图
“顽强”的春节传统
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其起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首先，它与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古人根据季节和农事安排生活，将岁末年初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春节最初是庆祝丰收、祭祀祖先和自然神灵的节日，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说文解字》中提到“年”字的本义是“谷熟”即谷物成熟，象征着一个农业周期的结束和新周期的开始。
其次，春节又被称为“年节”，其起源也与古代的“岁首”概念有关。岁首即一年的开始，古代历法将每年的第一个月（正月）视为岁首。春节即农历正月初一，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开始。此外，春节还与古代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岁末年初是祭祀祖先和神灵的重要时期，人们通过祭祀祈求神灵保佑，驱邪避灾，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吉祥。古代的腊祭（祭祀祖先和百神）和傩祭（驱逐疫鬼）等活动，逐渐演变为春节的祭祀习俗。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节日体系随之深刻变革。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将1月1日定为元旦，春节作为岁首的地位出现松动。随后，内务部编撰《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其特点为新旧二历并存，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并删除旧历书上的吉凶神宿等内容，由此形成官方的阳历体系与民间传统的阴阳合历体系、公历新年和农历新年并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14年1月，民国政府内务部将阴历正月初一命名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并规定国民均可休息一天。然而，民间依旧习惯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或“大年”，而对公历元旦并不在意。
民国政府曾试图强行以元旦代春节、全面废除旧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公历体系中，但效果并不理想。1928年，内政部提出严禁私售旧历、禁止机关学校团体按旧历放假等八条办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造民众的时间观念，但最终失败。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承认民间习俗不宜过多干涉，春节得以继续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春节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法定节假日。政府通过宣传和组织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春节的文化内涵。
中国人为“年”赋予深刻意义
过年是一个过程，“年”本身是一个客观的时间计量单位，但被设定为某个时点，等待人们用一定的仪式去“通过”和纪念，这就是主观的时间意识。所以，年是人为框定的一个节点，掐头去尾，把无意义的自然时间流逝，横截面地赋予了意义。
腊日是新旧时间转换的祭礼。年前的去旧迎新活动如祭灶等，是民众为调节社会生活而设计的特定时段。在灶神“上天汇报”的“乱岁”期间，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时日办事，尤其是婚嫁大事。岁末年终，人们利用闲暇与积蓄操办大事，体现了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秩序对民俗的依赖。北方把腊月二十三称为小年，从那时起，甚至更早从腊八开始，就进入了过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性质，就是虽未正式达到“年味儿”的高潮，但是每一天都在逼近它、向它靠拢。过渡的目的和终点是高潮，年夜就是高潮，元宵则是一唱三叹的又一个高峰，是狂欢的阶段性收尾。
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元宵节社火巡游活动上，群众在观看车社火。 新华社 资料图
春节是酝酿乡愁的时刻，是坐实家本位的载体，是搅动“春运”这一人口流动澎湃大潮的幕后推手。大年三十是中国人心中最温情的日子，年夜饭是这一天的重头戏。年夜饭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礼，是人神共进的晚餐。年夜饭讲究的是团圆，全家人整整齐齐。
饺子是北方年夜饭的标志食品，它不仅美味，还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在制作饺子时，人们会在馅中加入糖块、花生、枣、银币等物，以获得不同的吉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中有一集叫《主食的故事》，天南海北几个故事的最后落脚到年夜饭，铿锵绵长的音乐配着饺子下锅的节奏，最后的解说词娓娓道来：“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这一刻，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其实在这样一个晚上，吃的是什么都不重要。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主食的故事。”
年关既然是一个门槛、关口，是人为设计并赋予意义的时间节点，总结就是必不可少的，何况为了过年，前前后后在时间空间上做了足够的准备和铺垫。春节这个当口儿，形式要轻松许多，官方有团拜活动，民间则是走亲访友。家庭拜年讲究一定的次序，大体符合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差序格局”。先拜神灵，次拜祖先，再拜长辈、尊辈，最后家内成员互拜。各家对拜年都很看重，年轻人要注意不漏掉哪家，长辈们则会留心哪家后生来拜过了。拜年结束后，人们便开始放松地玩乐，“爆竹声中一岁除”。
新世纪以来，春节的传统核心要素在当代依然传承，在互联网技术革命后，春节又有了许多新的过法，如网络拜年、微信红包等，让传统春节的时空显著扩大，促成了春节习俗跨地域、跨族群的传播与分享，也给春节这个承载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传统节日，赋予“欢乐中国年”“四海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意蕴。
广东潮州龙湖古寨广场上演舞狮表演。 陈莹 图
奔向数智化时代的“年”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过宗教仪式的四种功能：自我否定与惩戒、强化群体凝聚力、维持群体价值观以及娱乐化地化解个人的失落或不满。尽管仪式如今已不再局限于宗教范畴，但涂尔干对仪式功能的上述讨论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这些仪式以日常生活为基础，通过展演将日常活动转化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从而实现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韩炳哲在《仪式的消失：当下的世界》一书中也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节日文化及其仪式的嬗变路径。传统社会中，人们以深厚的情感纽带相链接，通过仪式和默契而维持稳定。然而，当这种原始亲密关系消失时，反倒可能吊诡地催生一种形式主义的过度交际——没有交际的共同体，最终被没有共同体的交际所取代。如果我们对韩氏的这一判断感到费解的话，不妨想想我们在“数智技术赋能”之下的群发拜年短信微信、似有实无的“键对键”网络社交。
就其前现代本源而言，传统节日具有神圣性。就其当下本质而言，劳动工作具有世俗性。劳动与节日的交替往复，本身是人的生活世界张弛有道的制度安排。在我们未达理想的大同社会前提下，劳动有使人趋于孤立和单向度的倾向，而节日则内嵌着聚集和整合功能。节日的周期性正反映了人类的集体意向性，以及劳动与休息、分散与聚集之间的更新迭代。当我们以一种绩效主义导向的视野，将生命完全世俗化、将休息降级为恢复性劳动的“休闲”，我们自然也仅仅会得到一个短暂宁静的、同质化的世界。
今天，传统的农耕文明慢生活逐渐被现代大工业生产，甚至数智化时代的快节奏所取代，春节的意义也随之改变——不再是播种的前奏，而只是人们奔波劳顿的现代生活中一次短暂的休憩。
尽管如此，传统节日的核心价值并未完全消失。所谓“年味变淡”等背后值得讨论的真问题，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对传统节日庆祝方式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传承我们的文化根脉，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要义既不是文化虚无主义、也不是文化复古主义，既不是文化自卑、也不是文化自负，而是通过对节庆文化的正本清源，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带来的精神孤独。
以春节作为典型代表的传统节日，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是我们进入现代社会、确认“我是谁”之后进一步确认“我们是谁”、确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架构，也是我们凝聚民族精神和共同理想的重要载体。尽管现代社会的运转节奏不断加速，节日仍然是人们放松身心、回归家庭的重要时刻。节日的“神圣性”并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而是需要通过新的形式和内涵重新加以诠释。
传统节日及其背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仅包含对过去的尊重，更指向对未来的塑造，在既往厚重历史与当下鲜活实践绵延不绝的延长线上，中华民族必将在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上不断续写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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