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纪念这两个“80年”时，一方面要大张旗鼓地庆祝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要反思这两场给中国与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经过八十年时间的沉淀，生活在21世纪20年代的我们，有必要也应该对两场战争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文化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得出一些经得起考验的结论，从而为人类持久和平提供更为稳固的认识论与价值观基础。几个二战战败国国内近些年出现的右翼势力回潮现象，凸显了这种反思的现实意义与世界性价值。
对两个“80年”的整体评价
毫无疑问，无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力量的胜利。其中，就世界范围看，美国发挥的作用最大。美国工业产值在1894年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一战后经济总量更是明显领先其他国家。这为美国发挥世界影响力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发达的科技与强大的军事潜力，也使得美国有能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物质与军事武器的支持。
美国奉行的不同于欧洲的外交与世界治理理念，本质上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与欧洲相比，确实对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其中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后提出的“十四点建议”与罗斯福在二战中提出的“四大自由”为甚。威尔逊主义迄今为止依然是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的代表性理念。但是，滥觞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占主导地位，一战的胜利也无法让美国摆脱这一传统。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意识到孤立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本土安全，因此罗斯福才得以带领美国人全力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使得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超过了法西斯势力。
就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战场而言，一方面，外来的支持不可忽视，包括美国、苏联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美国的支持与援助明显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获得抗争胜利的信心，坚信自己站在正义力量的一边，最后的胜利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美国的军事与物质资助，减少了中国人民为抗战支付的代价，也缩短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时间。美国的物资援助对于缓解国统区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饥寒状态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战中美国对外总援助为506亿美元，其中60%给了英国，22%给了苏联，给中国的只有4%。显然，美国对外援助的重心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其次是苏联。
来自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对于中国的抗战胜利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除了众所周知的1945年8月9日150万苏军对关东军的进攻，苏联此前也组织了类似美国飞虎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包括1091名飞行员、2000多名机械师等技术志愿人员，持续时间4年（1937-1941），规模超过了只有240个编制的飞虎队，持续时间也长于美国飞虎队的1年（1941-1942）。此外，还有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典型如白求恩大夫、记者斯诺，也对抗战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四亿多中国人民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个方面，顶住了日本逐步升级的对华侵略战争，拖住了360万日本军队，使得日本的速胜论破产，并在经历长达14年的艰苦岁月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向中国投降的日军总数为128万余人，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一半，二战中中国军民击毙和击伤日军255万余人。可见，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反法西斯战场中，中国战场经历的时间最长，也为此付出了4500-52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以及无数的财产损失。如果没有中国战场的全面抗战，日军的铁蹄将侵占更为广大的亚太地区，并可能通过南亚与西亚，与德国军队会合，从而给其所经过的国家与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与占领区的残暴行径，使得中国、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等地区的民众在二战后普遍对日本持负面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正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得以牢固树立。在漫长的帝制时期，中国民众并没有形成民族意识。毕竟，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只有两百多年历史。中国人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的萌芽，始于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引进与推广。而日本是中国人民族意识构建中所要的“他者”。日本对中国的戕害甚于其他列强，14年的侵华战争对此做了典型展示。中华文明在转型以适应基督教文明主导等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辛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对二战发生原因的文化剖析
为什么德国、意大利与日本成为二战的发源地？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本文尝试从文化角度加以解释。毕竟，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也塑造着其战略文化、国家战略与外交方略。考虑到意大利在轴心国中的地位与作用有限，本文聚焦德国与日本两个国家。
德国案例。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所册封的普鲁士王国的领导下，通过普丹、普奥、普法等三次战争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长期主导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被边缘化，其核心地盘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帝国之外。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则构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它将文化传统视为民族存在的本质特征，主张文化边界决定政治边界，强调通过共同语言、习俗、历史记忆等符号强化集体认同。这种思潮与理论显然有助于维护民族特性、抵御本民族文化被强势民族同质化。
但是，这种理念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军事立国传统相结合，很容易诞生军国主义。从普鲁士王国到德意志帝国的“成功历程”，则为军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德皇威廉二世在摆脱俾斯麦的制约后肆行军事扩张，其结果是一战的爆发与德意志帝国的消亡。但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因此消失，一战后协约国施加巨额赔偿的要求以及对德国主要工业区鲁尔的占领，使得德国经济陷于崩溃。希特勒在工业资本家等势力的支持下，以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为基底，糅合生存空间论、地缘政治论等，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复兴军国主义，并在不断的对外扩张中引发了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案例。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既有文化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文化根源在于日本的神道教“八纮一宇”世界观，认为天皇代表天照大神统治世界，特别是“苇原中国”，即日本。政治上则在于误判了世界大势，在明治维新后选择了“脱亚入欧”的外交方略，从而步上了欧洲的“通过武力手段建立与扩大殖民地以扩大本国的海外利益”的老路。
历史地看，老欧洲的这种对外扩张方式在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大潮中，维持欧洲全球中心地位的殖民体系在一战后开始瓦解，在二战后则迅速崩塌，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联合欧洲、苏联、中国与其他国家，主导建立的二战后基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体系。欧洲的衰弱与失败预示着效法欧洲的日本必然在二战中走向失败。因此，日本始于甲午战争，在一战后大幅度提速的对外侵略战争，实际上是逆历史潮流而行。
但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确定国家发展模式前，考察了欧美各个主要国家，最后决定以德国政治体制为模版，吸收英国、法国、美国在海军、科技、教育、立宪等方面的经验。这是一种必然选择。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压榨国内农民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取得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因此在获得大量经济利益的同时，民族自信心迅速膨胀，自认为是可以与欧洲国家平起平坐的“亚洲优等生”。这些似乎证明了明治维新以来军国主义路线的有效性。一战中的日本因为侥幸站在协约国一边而分享到不少胜利果实。而且，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二战前，国家通过战争手段扩展利益的行为因为缺少国际机制的有效规约而成为一种常态，1929年生效的《白里安-凯洛格条约》因为苏联与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而缺乏强制性。因此，一战后的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继续狂奔：此前在1910年吞并朝鲜只是小试牛刀，占领中国乃至亚洲、大洋洲，成为亚洲的统治者，与美国“平起平坐”，才是日本期待的结果。
总结与展望
二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不同于二战前的国际体系，国家通过对外战争扩展利益很难成为常规手段，即使是超级大国美国，在干预与入侵中小国家时，由于难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也不得不拉拢一帮小兄弟共同行动，以粉饰其行为的“正当性”。
德国在二战后比较严肃地清算了纳粹势力，并通过法律、教育、机构等多种途径，基本消除了军国主义复生的土壤，还出现了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总理勃兰特这样的人物。如今即使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右翼民粹政党，也与新纳粹势力保持距离。因此，德国对二战的反思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可，1955年就建立了国防部与国防军，并在1992年后，参加北约以外的军事行动，如黎巴嫩、阿富汗的维和行动，还在北约框架下在法国、英国、爱尔兰、荷兰乃至美国派驻军队。
与德国相比，日本在二战后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清算明显不彻底，一些负有战争责任的政客不但没有被清算，不少人还在战后担任政府领导人，这与冷战环境有关。毋庸讳言，时代背景、国际环境、法律限制、国民教育、国家体制等共同决定了军国主义重新主导日本政治的可能性不大。日本也通过几十年来的努力，在东南亚等日本侵略过的地区大幅度改善了自己的国家形象。但是，迄今为止，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日本政治的整体右倾化、一些政客的历史观与言行，很难让中国、朝鲜、韩国这些邻国从心里认同与接受日本。这些国家历史上受日本伤害最大。日本在高度强调自己是“唯一的原爆受害者”、主张彻底的和平主义的同时，有必要在反思战争责任上做得更多。
总之，中国纪念两个“80周年”，并为此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这不是为了反对谁，也不是“秀肌肉”，而是在致力于构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文化与价值观基础。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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