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维德丨高罗佩与《大唐狄公案》

高罗佩弹古琴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卓越才能的人。在职业生涯中，他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官，早年曾两度赴日工作，最终升至荷兰驻日本大使。作为学者，他对汉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选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即成功的侦探小说作家，以狄公为主角的英文原著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高罗佩并非第一位从中国汲取灵感的西方作家，然而却是为数不多的以中国为创作源泉、其作品在中国也大获成功的作家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小说传入中国，很快便广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大众对狄仁杰的关注。如果没有高罗佩的贡献，狄仁杰就不会在中国享有如今的知名度。

高罗佩出生于荷兰，却成长于荷属东印度（即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其父曾在当地殖民军中担任军医官。他小学毕业后，全家迁回荷兰，定居在奈梅亨。他进入奈梅亨市立高级中学，不但学习荷兰语，还依照标准课程设置学习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古典希腊语。就在此地，高罗佩遇到了乌伦贝克（C. C. Uhlenbeck, 1866-1951），这位退休的比较语言学教授引导他接触梵文，他也协助教授编纂出印第安黑足语的语法书和词汇集。在高中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自学中文。

在选择大学专业时，高罗佩决定攻读中文，而不是父母所期望的比较语言学。在其自传稿中，他坦承这一专业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由此可得到的奖学金：

我隐约浮想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醇酒、女人和歌曲”在其中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坦率地说，我渴望享受肉欲的欢乐，但是打算自己出钱来支付。

中文系学生只要签约同意毕业后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工作至少十年，便可获得一份在当时颇为丰厚的奖学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莱顿大学中文专业的首要目标是为巴达维亚（即如今的雅加达）东亚事务办公室培训未来的职员而提供实践课程，因此要求学生兼修日文和法律，这两门功课对高罗佩更具吸引力。他在莱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然后进入莱顿国家民族学博物馆担任助理，同时在乌特勒支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正准备远赴巴达维亚时，殖民事务部却决定不需要新人入职，但是他幸运地被外交部选中并派往日本东京担任初级职位。这一意想不到的职业变更很可能是类似塞翁失马的幸事。可以委婉地说，当时的巴达维亚并非学术中心，殖民事务部送新雇员去中国深造时，他们将作为学生被派往各地。高罗佩在东京时，外交官的身份有利于他接触日本各界学者，也有利于他经常去北京旅行。他在北京广泛结交中国学者，与各方同道一起研习切磋文人雅士推崇的种种才艺，比如书法、绘画和古琴，并很快出版了一些相关论著，这些成果不但基于书面资料，而且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之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至今都仍具有价值和意义。他的学术专著几乎都已被译成中文。后来的几年里，他一直持续发表有关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化课题的作品，却不受学术研究工作的种种限制，这一点令他的汉学同行们不免感到困惑，或许也不乏羡妒之情。

1942年，高罗佩在日本的愉快生活宣告结束。他先在英属东非和北非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被荷兰流亡政府派往中国任职。1943年3月，高罗佩抵达重庆，一直工作到1946年被召回荷兰、后来又派往华盛顿为止。在这短短的三年内，他与中国各界学者密切交往，还练习书法、弹奏古琴。如今的重庆三峡博物馆为曾经生活在此地的高罗佩专门设置了一间展厅。1946年5月，荷兰使馆从重庆迁至南京，沿长江而下的水路颇多风险，据说他与中国民间（非学界和官方）的社会交往为这次搬迁的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旅居中国期间，高罗佩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则是发生在个人生活领域：

1943年夏天，我遇到了使馆社会事务部的秘书水世芳，一位二十二岁的北京姑娘。……我们彼此相爱，我向她求婚。

高夫人出身于门第显赫的官宦之家，其父曾担任过天津市长。夫妇二人后来育有三子一女。

1948年，高罗佩再度被派往东京任职，自此开始写作狄公案系列小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侦探小说爱好者，读大学时还尝试过自行创作，早年的手稿至今留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图书市场上充斥着美国侦探小说，他对此深感不满，声称读者理应看到更好的作品。当有人要求展示样本时，他开始动笔撰写一部东方侦探小说，不过参照的并非《包公案》《施公案》或《彭公案》式的中国传统公案文学（这类小说叙述的重点不是查明罪行如何实施和揭开罪犯身份的过程，而是铁面无私的判官如何逮捕、审问和处决罪犯），却是《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前半部。此书不甚出名，可能出现于清代中期，书中所述的狄仁杰的生平事迹完全出于虚构，前半部分是狄仁杰身为地方县令时的经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查出真相，从而破获了三桩命案；后半部分则是狄仁杰升官入京、在武后主政的宫廷里秘密复兴李唐王朝的故事，不但智断疑案，还设计阉割了武后的男宠，并使太子李显成功复位。高罗佩认为后半部分是他人续写的拙劣之作，将其完全删去，只将前半部分译成英文，命名为《狄公案》（Dee Goong An），1949年在东京出版。经过这一番大力删减，他创造出了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侦探小说，堪为后来自行创作的狄公案系列小说的样本。起初，他依照该样本的模式，让身为地方县令的狄公同时勘查三桩案件，但是在后期作品里简化了情节主线。高罗佩毕竟仍是一位全职外交官，不断晋升至更重要的职位。或许是因为不太喜爱传统公案小说，他就去中国古籍里寻找适用的素材，由此对古代刑案记录产生了兴趣，并最终出版了《棠阴比事》英译本。

高罗佩曾经说过，出版狄公案系列小说还推动了他对于中国明代春宫图的研究。二战之后，日本出版的侦探小说总是用色彩艳丽的裸女图作为封面，高罗佩的出版商也坚称要狄公案小说如法炮制。高罗佩想让封面上的女子呈现出真正的中国风格，于是这位荷兰外交官兼一家之主迫于情势，只好发信询问古董商和收藏家们可有描绘裸女形象的中国木版画。一旦得知确实存在明代套色春宫图时，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学术愿望，想要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世，但是必须附上关于中国古代性生活的详述才行。结果，他在那个古板正统的时代里写出了《秘戏图考》，“1951年在东京私人印制五十册”，仅仅分赠给一些选定的图书馆。他还依照中国传统风格，为狄公案小说自行绘制出插图，每本书里都有至少一幅略显生硬的裸女画。高罗佩初见春宫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或可存疑，不过这位忙碌的大使后来确实设法抽时间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最终完成了多卷本《中国古代房内考》，于1961年出版。依照当时的习惯，书中所有露骨的文字都用拉丁语写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莱顿大学的中国研究方向被命名为“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我在这一领域学习数年，至此才接触到高罗佩的汉学研究成果。然而早在上中学时，我就已经读过了狄公案系列小说。我的家乡是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每年都会购入新书。到了星期五晚上，人人都可以去借阅。每年初冬时节，一旦狄公案小说又有荷文版新作问世，我就会在父亲的严格命令下去图书馆尽快借出。父亲想在星期六晚上阅读，因此这书只有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白天归我所有，我必须在交给父亲之前抓紧看完。此事大大提高了我的快速阅读能力，不过首要原因还是我非常喜爱这些小说。在进入莱顿大学之前，我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除了赛珍珠（Pearl S. Buck）的《牡丹》（这是我购入的第一册美国平装本书籍）之外，唯有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后来，父亲收集起一整套荷文版狄公案小说，过后又传到我的手里，我一直珍藏至今。

高罗佩以中国为题材进行写作，然而面向的读者却是西方人。历史上的狄仁杰生活在唐朝，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却身处明代背景之中。他对于明代的了解来自于个人学术研究以及阅读的中国传统小说。在狄公案系列里，他加入了不少文字和评注，旨在为读者解说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以几部早期作品尤为显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狄公案小说初次进入中国时，当时的译者认为这些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显得多余，将它们大多删去，同时做了其他一些改动，为的是能够在中国出版。值得庆幸的是张凌做出了一个狄公案小说全集的完整的新译本，并附有全部原著插图。除此之外，她还重译了高罗佩的长篇传记并加以扩充，此书由巴嘉迪（C. D. Barkman）和万莲琴（H. de Vries-van der Hoeven）所著，荷文原本于1993年在荷兰出版，英译本于2018年出版。

“大唐狄公案”系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8月即将出版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高罗佩曾是荷兰政府的代表，然而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始终都是东西文化之间的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