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海通以来，中外关系变化，新增诸多“交涉”之政，“交涉”之学遂而勃兴，同时也产生数量庞大、性质各异的“交涉”相关文献史料。在近代中外关系文献的整理与利用方面，经数代学者辛勤耕耘，积累丰厚，而今人揆时度势，再辟蹊径，犹可追迹前贤，后来居上。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组织，戴海斌、张晓川执行主编之《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继五年前刊行第一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近日又推出第二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参与《丛刊》工作的整理者多为国内外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高校青年学者，大家都认为应该本着整理一本，即深入研究一本的态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现为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每一种资料均附有问题意识明确、论述严谨的研究性导言，这也成为本项文献工作的一大特色。今次择其数种，由整理者自述心得，就各类型文献的特色及其史料价值，予以绍介说明。本文为系列推送的第一篇。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年，撰文将乾隆末年到其所处之时划为近世史，以别于上世史和中世史。此文虽以“中国史叙论”之名义出现，但当日国人对于“史”的理解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经世”意味，故不能单纯以现代学科分类下的史学涵盖之。况且，既然时代下延到该文写作当下，则对近世史的描述恐怕也兼具“史论”和“时论”双重意义。任公笔下的近世史，虽然前后不过百来年时间，但却因内外变动甚剧，而不得不专门区分为一个时代。在梁启超看来，近世之中国成为了“世界之中国”，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亚洲的范围，其原因乃在于这一时代是“中国民族连同全亚洲民族，与西方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不过，就当日的情形而论，中国尚处于需要“保国”的困境之中，遑论与列强相争，而面对一盘散沙逐渐沦胥的亚洲诸国，联合亦无从说起，所谓“连同”与“竞争”大抵只能算作“将来史”的一种愿景而已。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之进入近世，重中之重实为“交涉”二字。
梁启超（1873-1929）
“交涉”一词，古已有之，主要为两造之间产生关系之用语，用以表示牵涉、相关和联系等，继而渐有交往协商的意思。清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鲜有以“交涉”表述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者。有清一代，形成多民族一统的大帝国，对境内不同族群、宗教和地域的治理模式更加多元。当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族群产生纠纷乃至案件，或者有需要沟通处理之事宜时，公文中便会使用“交涉”字眼。比如“旗民交涉”乃是沟通满人与汉人，“蒙民交涉”或“蒙古民人交涉”乃是沟通蒙古八旗与汉人，甚至在不同省份或衙门之间协调办理相关事务时，也使用了这一词汇。乾隆中叶以降，“交涉”一词已经开始出现新的涵义，即国与国之间的协商。这样的旧瓶新酒，或许是清廷“理藩”思维的推衍与惯性使然，不过若抛开朝贡宗藩的理念，其实质与今日国际关系范畴中的外交谈判并无二致。当日与中国产生“交涉”的主要是陆上的邻国，包括此后被认为属于“西方”的沙俄，封贡而在治外的朝鲜与服叛不定的缅甸等国。从时间上来看，“交涉”涵义的外交化与《中国史叙论》中的“乾隆末年”基本相合，只是梁启超所定“近世史”开端，心中所念想必是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不过两者默契或可引人深思。
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深深改变了中外格局，战后出现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制，致使华洋杂处、中外相联之势已不可逆转。故而道咸之际，与“外夷”及“夷人”的交涉开始增多。尤其在沿海的广东一地，因涉及入城问题等，“民夷交涉”蔚然成为一类事件，须由皇帝亲自过问，要求地方官根据勿失民心的原则办理。在《天津条约》规定不准使用“夷”字称呼外人之前一年，上谕中就已出现“中国与外国交涉事件”之谓，则近百年间，“交涉”之对象，由“外藩”而“外夷”，再到“外国”，其中变化自不难体悟。当然，时人的感触与后见之明毕竟不同，若说“道光洋艘征抚”带来的不过是“万年和约”心态，导致京城沦陷的庚申之变则带来更大的震慑与变化。列强获得直接在北京驻使的权力，负责与之对接的总理衙门成立，中外国家外交与地方洋务交涉进入常态化阶段。这是当日朝廷和官员施政，新增的重要内容。因为不仅数量上“中外交涉事件甚多”，“各国交涉事件甚繁”，而且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枝节丛生，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不得不“倍加慎重”，且因“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关系重大”，不能“稍有漏洩”，消息传递须“格外严密”。如此种种，可见从同治年间开始，“中外交涉”之称逐渐流行且常见，“中外交涉”之事亦成为清廷为政之一大重心。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英天津条约（1858）
在传统中国，政、学之间联系紧密，既新增“交涉”之政，则必有“交涉”之学兴。早在同治元年，冯桂芬即在为李鸿章草拟的疏奏中称，上海广州两口岸“中外交涉事件”尤其繁多，故而可仿同文馆之例建立学堂，往后再遇交涉则可得此人才之力，于是便有广方言馆的建立。自办学堂之外，还需出国留学，马建忠在光绪初年前往法国学习，所学者却非船炮制造，而是“政治交涉之学”。他曾专门写信回国，概述其学业，即“交涉之道”，以便转寄总理衙门备考。其书信所述主要内容，以今天的学科划分来看大概属于简明的国际关系史，则不能不旁涉世界历史、各国政治以及万国公法。故而西来的“交涉之学”一入中文世界，则与史学、政教及公法学牵连缠绕，不可区分。同时，马建忠表示“办交涉者”已经不是往昔与一二重臣打交道即可，而必须洞察政治气候、国民喜好、流行风尚以及矿产地利、发明创造与工商业状况，如此则交涉一道似无所不包，涵纳了当日语境下西学西情几乎所有内容。
甲午一战后，朝野由于挫败带来的反思，汇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西学西政潮水般涌入读书人的视野。其中所包含的交涉之学也从总署星使、疆臣关道处的职责攸关，下移为普通士子们学习议论的内容。马关条约次年，署理两江的张之洞即提出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学堂专业分为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类，其中交涉类下又有律例、赋税、舆图、翻书（译书）之课程。在张之洞的设计之中，交涉之学专为一大类，其所涵之广远远超过单纯的外交领域。戊戌年，甚至有人提议，在各省通商口岸无论城乡各处，应一律建立专门的“交涉学堂”。入学后，学生所习之书为公法、约章和各国法律，接受交涉学的基础教育，学成后再进入省会学堂进修，以期能在相关领域有所展布。
甲午戊戌之间，内地省份湖南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一个中心，实因官员与士绅的协力。盐法道黄遵宪曾经两次随使出洋，他主持制定了《改定课吏馆章程》，为这一负责教育候补官员和监督实缺署理官员自学的机构，设置了六门课程：学校、农工、工程、刑名、缉捕、交涉。交涉一类包括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虽然黄遵宪自己表示“明交涉”的主要用意在防止引发地方外交争端，避免巨额赔款，但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包含了商务等端，实际上也说明即便是内陆，交涉也被认为是地方急务。新设立的时务学堂由梁启超等人制定章程，课程中有公法一门，此处显然有立《春秋》为万世公法之意。公法门下包括交涉一类，所列书目不仅有《各国交涉公法论》，还有《左氏春秋》等，欲将中西交涉学、术汇通的意图甚为明显。与康梁的经学理念略有不同，唐才常认为没必要因尊《公羊》而以《左传》为刘歆伪作，可将两书分别视为交涉门类中的“公法家言”和“条例约章”，形同纲目。他专门撰写了《交涉甄微》一文，一则“以公法通《春秋》”，此与康梁的汇通努力一致，另外则是大力鼓吹交涉为当今必须深谙之道，否则国、民利权将丧失殆尽。在唐才常等人创办的《湘学报》上，共分六个栏目，“交涉之学”即其一，乃为“述陈一切律例、公法、条约、章程，与夫使臣应付之道若何，间附译学，以明交涉之要”。
中国传统学问依托于书籍，近代以来西学的传入亦延续了这一方式，西学书目往往又是新学门径之书。在以新学或东西学为名的书目中，都有“交涉”的一席之地。比如《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都设“交涉”门类。两书相似之处在于将“交涉”分为了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者为此一门类总名，其下皆以“首公法、次交涉、次案牍”的顺序展开，由总体而个例，首先是国际法相关内容，其次，即狭义交涉，则为两国交往的一些规则惯例，再次是一些具体个案。
《万国公法》同治三年（1864）版本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晚清西学书目》（2012）
除了“中外交涉”事宜和“交涉之学”外，还有一个表述值得注意，即关于时间的“中外交涉以来”。这一表述从字面意思上看相对较为模糊，究竟是哪个时间点以来，无人有非常明确的定义。曾国藩曾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上奏称：“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这是以道光末年计。中法战争时，龙湛霖也提及“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又大概是指自总理衙门成立始。薛福成曾以叶名琛被掳为“中外交涉以来一大案”，时间上便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世纪之交的1899年，《申报》上曾有文章开篇即言“中外交涉以来五十余年”，则又与曾国藩所述比较接近。以上还是有一定年份指示的，其他但言“中外交涉以来”者更不计其数。不过尽管字面上比较模糊，但这恰恰可能说明“中外交涉以来”作为一个巨变或者引出议论的时间点，大约是时人共同的认识。即道咸年间，两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的条约框架，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中外交涉”的时代。
“交涉”既然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且历史上“中外交涉”事务和“交涉”学又如上所述涵纳甚广，则可以想见其留下的相关资料亦并不在少数。对相关资料进行编撰和整理的工作，其实自同治年间即以“筹办夷务”的名义开始。当然《筹办夷务始末》的主要编撰意图在于整理陈案，对下一步外交活动有所借鉴。进入民国后，王彦威父子所编的《清季外交史料》则以“史料”为题名，不再完全立足于“经世”。此外，出使游记、外交案牍等内容，虽未必独立名目，也在各种丛书类书中出现。近数十年来，以《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从编》《民国时期外交史料汇编》《走向世界丛书》正续编以及台湾近史所编《教务教案档》《四国新档》等大量相关主题的影印或整理本丛书面世，极大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外交涉历史的了解。不过，需要认识到的是，限于体裁、内容等因，往往有遗珠之憾，很多重要的稿钞、刻印本，仍深藏于各地档案馆、图书馆乃至民间束之高阁，且有不少大部头影印丛书又让人无处寻觅或望而生畏，继续推进近代中外交涉相关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实在是有必要的，这也是《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的意义所在。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续编
这套史料集的动议，是在六七年前，由我们一些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发起的，经过对资料的爬梳，拟定了一份大体计划和目录。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章清教授非常支持和鼓励此事，并决定由中心牵头、出资，来完成这一计划。以此为契机，2016年在复旦大学召开了“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空间生产与知识转型”学术研讨会，2017年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了“绝域輶轩：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学术研讨会，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丛刊纳入出版计划，胡文波、乔颖丛、吕瑞锋等编辑同仁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2020年7月，《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十种顺利刊行，荣获第二十三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钩沉与拓展：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学术工作坊（2021年11月）、“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学术工作坊（2024年6月）相继召开，在拓展和推进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议题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充实了《丛刊》整体团队，有力推动了后续各辑的筹备工作。
“近代中外交涉”相关系列学术研讨活动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书》第一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丛刊》发起参与的整理者多为国内外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高校青年学者，大家都认为应该本着整理一本，深入研究一本的态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现为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每一种资料均附有问题意识明确、论述严谨的研究性导言，这也成为《丛刊》的一大特色。《丛刊》计划以十种左右为一辑，陆续推出，不求快速、多量，但求稳健、扎实而见实益。
我们相信，这将是一个长期而有意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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