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盒挂人：键盘下的盲目“正义”
记者 杨鑫宇
【编者按】
从曾经的“人肉搜索”，到如今的“开盒”，以个人信息泄露为特征的网络暴力，如野草般在互联网空间中滋生，屡禁不止。如何有效治理这类网络暴力，已然成为净化网络生态环境的关键议题。
值得警惕的是，“开盒”与“饭圈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遭受“开盒”威胁的，早已不局限于普通民众，众多公众人物同样未能幸免。他们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随着饭圈中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乱象愈演愈烈，“开盒”行为的危害也在持续加剧。对一个无辜者的“开盒”，影响的是一类群体乃至每一个互联网参与者。
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每一个人都享有隐私安全的合法权益。唯有给个人信息“上锁”，从源头切断信息泄露与非法数据贩卖的黑色产业链，才能为所有人营造一个文明健康、风清气正的网上精神家园。
近年来，部分青少年参与网络暴力的情况日益令人担忧。不久前，一名未成年人因为网上的争吵，竟以“开盒”方式网暴孕妇，又为此增添了新的注脚。围绕相关议题，复旦大学“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研究团队”陆续发表《“暴”亦有“道”？青年网暴实践的特征及价值基础》《谁在“按键”伤人——青年网暴者的身份背景与观念特征》等论文。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与该团队成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紫川展开对谈，请她从青年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分享专业见解，寻找青少年网络暴力问题的破局之道。
网络暴力并非某一类人的专属
中青报中青网：不久前，一家大公司副总裁的未成年女儿“开盒”他人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你如何看待这起事件？
刘紫川：此前，人们对网络暴力有一种刻板印象：从事网暴的人一定生活不幸福。但是，这次事件打破了这种偏见，让社会意识到，即使是一个家庭背景优渥、年龄尚小、社会化过程尚未完成的未成年人，也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施行者。
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网络空间中有大量未成年人，他们和成年人共享同一个虚拟世界，能够相互影响。第二，网络暴力并不是某个特定群体的行为，过去，人们倾向于把网暴者贴上“边缘群体”或“现实生活不顺利”的标签，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参与网暴的群体边界非常模糊、流动性极高，网络暴力并非某一类人的专属行为。
中青报中青网：一些青少年为何会主动参与网暴？又可能在哪些情况下被动参与网暴？
刘紫川：一些青少年主动参与网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这种盲目的“正义感”驱使他们在网络上进行攻击，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伤害。
一些青少年也可能在无意识中被卷入网络暴力，这与他们对认同感的需求密切相关。我们团队发现过一个案例，一名学生在高中时期就经常在微博上骂人，甚至形成了一定的“观众群”。有一段时间，他没有骂人，便有人问他：“你怎么好久不出来骂人了？我还挺想念你的骂人风格。”这说明，在某些网络群体中，网暴甚至成了一种被期待、被认可的社交行为。
很多人之所以参与网络暴力，是因为他们处在高度情境化的网络环境中，一些局部性、群体性的道德观念发挥了作用，我们称之为“亚道德”。在某些网络圈层内，人们的判断标准与主流社会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差异往往成为网络暴力的催化剂。
中青报中青网：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暴力实践有哪些独特之处？
刘紫川：一些青少年主导的网络暴力往往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可能仅仅是由一部小说、一位虚拟人物，甚至一场微不足道的口角引发。这类因素在成年人的视角下可能微不足道，却可能成为部分青少年之间“势不两立”的导火索。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一些与青少年网络暴力相关的特征，可以从客观因素和观念因素两个方面看。
客观因素包括：年龄较小，学历较低；网络身份价值较低，即他们的社交账号影响力有限，因此发言时更没有忌惮；习惯性使用暴力语言，这不仅降低了他们对语言伤害的敏感度，也容易让他们的表达演变为网络暴力。
观念因素包括：身处特定的网络社群，这些社群通常有一套共享的思想观念，并且这些观念往往与主流社会存在一定冲突；“泛意识形态”特征，这是复旦大学桂勇老师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介于完整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世界观，它容易让个体用一套简单观念解释世界，并将自身情绪合理化。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所有这些特征和网暴都只有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具备这些特征的人不一定会参与网络暴力。在分析这一现象时，不能简单地把某一类人群标签化，而要看到更深层的社会和心理机制。
许多青少年“蒙着眼睛”进入网络空间
中青报中青网：参与网络暴力，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和认知产生哪些影响？
刘紫川：首先，会导致他们对暴力语言和行为逐渐脱敏，对恶意习以为常。其次，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容易被引导至以暴力吸引关注的方向。第三点，也是我最担忧的，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会从网络暴力中得出一个结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有人被骂了，他会选择回骂、“挂人”，只有让对方同样感受到伤害，自己才会“痛快”。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它会让青少年崇拜暴力，而非法律、道德和社会规范。
中青报中青网：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暴力，与当前的互联网生态有怎样的关系？
刘紫川：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当前的网络生态，可以称之为“流量社会”。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获得流量，进而得到声望、权力和利益。这种对注意力的渴求，很容易让一些青少年将获取流量与获得认同等同起来。青少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吸引注意力的东西才是正确的。由于他们的价值观仍在塑造过程中，很容易被流量体系所影响，进而用迎合流量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认同。
与此同时，在如今的网络平台，人们很难区分自己的言论究竟是私人表达还是公共表达。这种界限的不清晰，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平台对流量的追求，它们鼓励用户不断分享内容，以提升活跃度。这也使得网络表达在很多时候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导致更多的冲突和矛盾。
中青报中青网：许多网友认为，应该对网暴者加以严惩，使他们付出沉重代价，以儆效尤。你认为惩罚能起到多大作用？除了惩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矫正其行为？
刘紫川：惩罚施暴者可以为受害者主持正义，自然意义重大。不过，从减少后续施暴的角度来说，如果施暴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错事，惩罚便无法形成威慑效应。
对青少年而言，我认为更需要对他们的观念作出引导，让他们对潜在的暴力有自觉意识。其中，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青少年必须有意识地去辨别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避免在无意间扩散暴力情绪。第二，我们要引导青少年意识到自己网络行为的可能后果，比如在发布内容之前，思考“我发布的内容是想让谁看到、我采用的发布方式是否符合我的预期”，这也是对现有网络平台边界模糊问题的一种弥补。第三，我们要教会青少年处理情绪，如果能引导他们在情绪受到伤害时，找到更健康的应对方式，可能会有效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
当前，许多青少年是“蒙着眼睛”进入网络空间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孩子需要经过诸多教育成长才能成为“社会人”，现实是，他们正在缺乏准备和引导的情况下快速成为“网络人”，而且还高度依赖网络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对此，成年人应当想方设法为青少年在线下开辟更多空间——网络空间虽大，但它不应成为青少年唯一的精神家园。
应对网暴不能依赖事后补救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研究中指出，青少年网暴的动员方式具有“大家一起上”的社群化特征。对这种社群化的网暴，有什么针对性的化解办法？
刘紫川：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很多青少年本来并不特别讨厌某个人，但是，因为周围的朋友都在表达恶意，便自然而然地参与其中。这种群体参与感，往往让个体更容易做出冲动、不理智的行为。
要化解这个问题、遏制社群化的网络暴力，互联网平台有着不容忽视的责任。平台应该建立更清晰的社区规范，或在网络暴力发生时迅速控制其危害，而不能只依赖事后封号或删除内容进行补救性质的应对。平台还应防止愤怒情绪或极端言论通过算法被放大和推送。此外，当一个用户在短时间内接收到大量信息时，平台是否可以建立网暴预警机制、及时帮助用户识别并处理恶意信息？据我所知，有平台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这需要所有平台的努力。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其他社会主体有哪些建议？
刘紫川：青少年需要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这不仅指他们的学习空间，还包括他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自我认同的渠道，尤其是线下的社会活动。学校和社会组织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让青少年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归属感，避免他们完全依赖网络。
另外，家庭也应当给予孩子更多支持。很多家庭对支持的理解，可能仅仅是提供资源“托举”孩子，但是，对青少年而言，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支持才是更加重要的。很多青少年的网络发言显示，他们明显感受到父母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如果青少年在家庭中无法获得认同，自然会去其他地方寻求认同。一旦遭遇到负面事件，他们更可能寻求网络或其他渠道的支持，而拒绝与父母沟通。对此，家长群体还应加强对子女内心世界的关注，成为第一道防线。
我还想对更多网民说：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也不要小看自己的责任。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别人产生潜在影响。每一个上网的成年人，都可以成为规则的建设者，为青少年作出正确示范。
排解一些青少年极端情绪，要看见他们的冲突和挣扎
心理咨询师 苍鹭
近年来，经常有新闻报道，一些青少年因为追星之类的原因，和网友发生冲突后情绪失控，参与网络暴力。虽然我对他们所在的网络社交圈并不熟悉，也不太了解“对家”“开盒”之类的术语，但每每读到这些新闻，都难免为这些孩子感到难过和担心。
提到青春期的孩子，很多成年人，尤其是家长和教师，都会本能地想到“麻烦多、情绪激烈、行为冲动、难以沟通、不服从管教、容易惹是生非”等一连串负面标签。时至今日，回想起青春期的自己，我也常常困惑：自己会不会给家里人添了很多麻烦？青春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挣扎和无助。我读研究生时选择了心理咨询专业，有一门课是《人的毕生发展》，老师在课上讲到青春期，专门用了“脆弱”这个词来形容青少年，解释了青少年在心理上要面对各种困境和挑战。当时，台下的我如释重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被原谅和理解的感觉。
后来，我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多次对青春期的来访者和他们的家长提到：青少年拥有最活跃但很不稳重的大脑。杏仁核，这个负责感受恐惧和愤怒的脑区，正在飞速成长并积极活动，给孩子带来极为丰富的情感体验。用现在流行的方式说，这会让人变得比童年时更加“高敏感”，并导致内耗的发生。与此同时，前额叶，这个负责统筹规划和情绪调节的脑区，还处于待发展的状态，至少要等到25岁才能完全成熟。所以，很多人在青春期都会体验到各种困难。这个成长阶段的我们需要面对自身和环境的种种变化，并且开始探索“我是谁”这一重要议题。一些青少年希望通过产生集体归属感，建立自我认同，所以中学校园里的小团体通常比小学校园里更多。而在网络时代，偶像明星可以感召青少年，应援团体也可以提供归属感。于是，一些青少年非常卖力，想要融入各式各样的网络圈子。
可是，当一些青少年遇到困难局面，比如在追星和应援的过程中与网友发生冲突时，情绪反应被触发，很可能在很短时间里集中体验到震惊、愤怒、烦闷、担心、犹豫、委屈、自责、纠结等多种情绪，而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应对随之而来的压力。于是，一些青少年在被情绪淹没时可能会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
在影视作品里，我们常常看到遭遇变故的青少年跑到山上或者海边怒吼、狂奔、捶打树干。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些青少年在网上无法处理社交场景时，就会对人恶语相向，通过网络暴力这样的激烈行为，逃避自己复杂的情绪体验。然而，这不仅可能造成当事人无法承担的严重后果，其情绪压力也不会因为一时的逃避而彻底消失，当青少年下一次遇到类似的冲突情景时，很可能被再次触发。
在我的观察中，青少年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空间，让他们真正感到放松和安全，诚实地面对自己复杂的情绪反应，觉察自己的内在体验，进而学会在有冲突和压力的情境下冷静地表达感受和想法。成年人如果想要为青少年创造这个空间，需要做的首先是倾听和共情，并且表达关怀和理解。比如，面对热爱追星的子女，相比于带有预设地责问“追星有什么用”，家长更应该去问孩子“你为什么会被这位偶像打动”；当孩子沉迷网络时，相比于批评他们“上网都是耽误时间”，更应该引导孩子以健康的方式使用网络；面对那些在网上对他人恶语相向的青少年，相比于单纯的说教，成年人或许可以告诉他们：“我知道你在用言语攻击别人的时候，自己心里一定也很不好受，如果你愿意说一说，我很关心你当时心里的想法和感受。”
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有些人擅长写作，另一些人可能更愿意用音乐、绘画、雕刻等方式表达自己。我们除了邀请青少年讲述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鼓励他们尝试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当一个人能够坦然地自我表达并与自己和平共处的时候，自然不再需要用暴力方式发泄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杜绝“开盒”乱象，需要打出社会治理“组合拳”
欧阳晨雨
近期一些引发舆论热议的“开盒”事件，让网络暴力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于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质，并不存在争议。根据民法典，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涵盖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对照上述法律规定，“开盒挂人”的做法，显然突破了红线，理应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情况，按照《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已成年的当事人可能面临数年有期徒刑。但是，面对“开盒”事件中的未成年人，基于其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可以获得“从宽”，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甚至免除治安处罚，结果很可能只是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开盒”不仅让当事人深陷网络旋涡、精神紧张痛苦，人身财产也处于极不安全的境地，“点到为止”的惩罚，又怎么能起到震慑作用，让犯错者、潜在的违法者“悬崖勒马”呢？根据法律要求，对于“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而这也是一种可以探讨的备选项。
客观而言，个人是有错，但板子还不能全打在个人身上。人们还需追问：“开盒”的个人信息、隐私爆料从哪里来？海外“社工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来源。在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有公开途径合法获取的信息，也有非法获得的个人隐私。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有记者经同事授权，花300元就在海外买到了同事的户籍信息，“社工库”服务商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正确。在有的“社工库”群组中，“50元可查单人户口，400元查全家，500元查外卖地址、开房记录，2000元能通过手机号查定位”，个人信息透明公开、待价而沽，令人倍感担忧。
杜绝“开盒”乱象，需要打出社会治理“组合拳”。运营在海外的“社工库”，的确给人鞭长莫及之感，这也是一些不法分子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但其不该是司法管辖的真空地带。考虑到“社工库”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针对的是中国公民，犯罪结果在国内，我国同样具有管辖权。通过国际司法协作，加大跨国打击犯罪的力度，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同样能带来强大的压力。
除了“社工库”本身，为其提供他人信息的“内鬼”等，同样是需要打击的对象。此前，公安机关查处了大量案件，不少是内外勾结的情况。比如，甘肃省张掖市公安机关侦破的“12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即是犯罪团伙勾结快递行业工作人员，利用技术手段窃取快递订单相关个人信息，并出售、牟利。有效规制“开盒”乱象，还要紧盯“内鬼”这个入口不放松，坚决斩断伸向公民个人信息的黑手。
对于违法行为，固然要拿起法律利剑、治理当下，但更需要“疏浚”梗阻、清理源头。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网络上“开盒”，肆意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固然有个人法治意识淡薄的原因，但也暴露出家庭教育上的缺失。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的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如果家庭教育能紧紧跟上，帮孩子划清界限、知晓是非，恐怕也不会出现少小任性、无知违法的情况。
治理“开盒”乱象，是一场无形而严肃的战争。在近期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中，明确将“开盒挂人”等行为作为查处的对象。面对这一社会性课题，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等都需要参与进来，该立法的立法，该打击的打击，该教育的教育，推动各项举措形成合力，有效规制网络侵权问题，彻底关闭“潘多拉魔盒”，让网络环境变得更加清净。
堵住数据泄露的源头
益彰
近年来，“开盒”一词频繁冲击公众视野。所谓“开盒”，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实现网络身份与真实身份的互相映射，并以此实施网络暴力。早在数年前，非法获取并恶意泄露明星、大V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的事件就已屡见不鲜。这一行为的目标正逐渐从公众人物蔓延至普通网民，数据黑产已成为实施网络暴力的重要工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开盒”成本越来越低，危害越来越广。随着海量个人敏感信息由网络攻击、内鬼泄露等渠道流入数据黑市，进入境内外各层级数据黑产“料商”手中，形成了完整的数据贩卖黑产链条。在链条末端，则存在一个个“社工库”平台，这些平台通过手机号、身份证号等具有个人唯一标识作用的信息，将多维度隐私信息拼凑整合，形成相当完整的个人数据。
“社工库”中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互联网企业等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数据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导致未加密的数据库意外暴露在公共互联网中，或是数据库及密钥在网络攻击中被黑客攻破并获取。二是一些企业存在内鬼，他们非法倒卖内部数据以谋取巨额经济利益。这些途径泄露的数据量达数万至数亿条不等。而用户个人安全意识的缺乏，在社交媒体等公共平台主动提及或无意间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定位等信息，也会使别有用心之人实现精准“开盒”。
究其本质，“开盒”的根源在于个人信息泄露。若不能从源头上做好数据安全保障，即便严惩“社工库”搭建者和网络暴力施暴者，也难以根治这一乱象。做好源头治理，需要自上而下构建个人信息保护“三重防线”。
在法律与监管层面，立法机关、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应协作打击相关犯罪，加强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监管。一是从数据源头强化执法与跨境协作，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惩个人信息处理者违法违规行为，推动跨境执法打击境外“社工库”平台。二是进一步落实数据收集分级管控，仅允许符合资质的企业收集敏感信息，并强制规定敏感数据的保存期限和保存方式。同时，规定数据收集应严格遵循“最小化和必要性原则”，核心基础功能无须认证即可使用，需要进行身份认证时严控数据收集范围。三是完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体系，推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落地实施，推广试点以法定身份证件为信任源的多级认证机制，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完成身份验证，减少各类平台企业对公民敏感信息的留存。
在个人信息处理者层面，平台与企业应当切实承担信息保护责任，技术与管理双管齐下，确保用户隐私数据安全无虞。一是采用加密技术和安全模型保护敏感数据，在使用敏感数据的过程中，采取数据脱敏、加密、假名化、匿名化等措施，确保即使敏感数据库泄露，攻击者也无法解密数据，获取隐私信息。二是进行权限控制和异常检测，建立零信任安全架构，实施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限制非授权人员和设备的接入，并建立数据访问日志审计机制。三是在最小化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最小化数据留存范围，在数据的收集、使用、留存等各个环节做好数据的全生命周期防护。
在用户层面，普通用户应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一是在社交媒体平台避免个人信息的暴露，避免毫无防备地在公开社交媒体展示与个人真实身份相关的信息，并尽量避免在朋友圈等半公开场合展示证件号码、居住地址等敏感信息。二是减少提供信息的频次和数量，使用各类软件时，不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不在非必要时进行实名认证，并关闭非必要的定位权限。三是提升网络安全主动防范意识，例如谨慎填写收集个人信息的问卷和表单，使用多样化的网名，防止身份跨平台关联，定期检查账户登录日志等。
综合来看，“开盒”乱象的治理需要多方协同，其中堵上数据泄露的源头至关重要。数据黑产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被消灭，但相信通过多方共同努力，逐步构建起法律、技术、意识的三重防线，就一定能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免疫的转变，最终为“开盒”按下终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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