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癸卯岁末，随意翻阅资料，翻出一摞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的听课笔记，除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课以外，还有一本“演讲录”，集中记录了1984年至1985年我在杭州大学听各位学者的讲座，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至今记忆犹新。
1984年下半年的讲座有：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9月18日）和“校勘略说”（12月3日）、陈桥驿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10月8日）、王锦光先生的“中国科技专题讲座”（10月25日）、陶秋英先生的“谈谈艺术”（11月14日）、郭在贻先生的“谈谈治学”（12月1日）等。
1985年的讲座有：刘操南先生的“中国古代历算”（3月12日）、钱剑夫先生的“秦汉货币赋役制度”（4月5日）、董治安先生的“关于《论语》《孟子》的几个问题”（5月31日）、沈康身先生的“《营造法式》和中国建筑史”（11月19日）以及龚延明先生的“中国古代官制史”（未记录具体日期）等。
讲座通常安排在校园东侧的工会楼小教室。那是古籍所相对固定的教室，里面有十几把上课用的木椅，附带着一个很小的桌面，供作笔记用。古籍所八三、八四两个年级的十几个同学参加了上述讲座活动。这些同学来自不同专业，对于讲座内容，接受程度自然有所不同。对我来说，很多知识是前所未闻的，虽然有趣，消化却比较困难。如科技史专题、货币赋役制度、天文历算、古代建筑等，当时就听得似懂非懂，后来又没有好好温习，多所荒疏，我感到愧对老师的教诲。幸亏还有这些听课笔记，可以时常翻阅，否则很多内容早就忘却了。有些知识的要点，还是后来在工作中才慢慢理解的。
本文作者的听课笔记
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我曾得到校史编辑部黄延复、孙敦恒先生的指点，借阅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著名科技史专家刘仙洲先生主持编纂的相关论著，匆匆浏览，书中提到的一些科技史名著，如《墨经》《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最多记住了书名。在杭州大学听科技史、建筑史的讲座，经常会涉及这些名著，我虽有知晓，只是略知皮毛，实在没有继续研读的勇气。更何况，这些古籍离文学也太远了。
2023年春天，我在河南大学黄河文化研究院胡全章、开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军卫等先生的陪同下，参观新近发掘的州桥遗址，没想到又与这些知识发生关系。州桥的桥基距地表深约十二三米,保存基本完好。河床遗址两旁有浮雕石壁，是飞马松鹤的形象。万军卫先生指着浮雕说，这就是宋代李诫《营造法式》记载的减地平钑工艺实物，一种阴刻线条花纹图案。
就在那一刻，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四十年前沈康身先生讲课时的情形。回来翻阅故宫藏清初影宋钞本《营造法式》，卷三“石作制度”条确有这样的记载：“雕镌制度有四等：一曰剔地起突，二曰压地隐起华，三曰减地平钑，四曰素平。”再翻阅沈康身先生的讲课笔记，他还真的讲到了开封的这座州桥。据介绍，州桥为纯石结构的平桥，修建在南城门外的通济渠上。唐时叫“汴州桥”，五代称“汴桥”，北宋时改名“州桥”，也称“天汉桥”。
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三“杂志二”记载，这座桥旁建有一座明月楼，“州桥明月”为“汴城八景”之一。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形容桥边酒肆：“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槛艳歌留。”王安石回忆往事，最难忘的是在州桥上的赏月：“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北宋诗人出入朝廷，多要经过州桥，所以对桥边的酒肆商铺，入夜后的莺歌燕舞等画面，都刻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当然不会有那些记忆，但在考古现场作实地观察之后，《营造法式》以及梅尧臣、王安石等人关于州桥的诗意描绘，又都立体、灵动地浮现出来。这一事例再次告诉我们，世间学问，博大精深。每一个人，终其一生，能获得一点真知就很不容易了。因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学识的浅薄，知道古今学问的旁通，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读书要博，研究要精
读书要博，研究要精。这是我在古籍所读书期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陈桥驿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课时，开场就强调这个问题，他说：
我以为，一个学生的知识当广，可以越系。而在教育方面的改革，第一，取消教研组，教师归系领导；第二，不要教科书，凡是此类书，只能当作参考书。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让同学更自由些，知识面更广些。教师讲课自由，学生听课自由。这不论别的，且首先得有聘书制。这样，不够教师水平的，就不能登上讲台。那么，不必（宜）当学生的，也不能进高校。这样，教学水平自然提高了。
解放以后，专业过细，讲课、听课不自由，知识面很狭窄的。现在的知识是相互交错的。如一个人读书，夜课灯芯短，如懂点化学，知（道）煤油比（重）比水轻，加点水便可以了。总之，是要多懂些。
这样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人类未知的领域实在太广泛，学术的本意就是探索未知。因此，学术没有边界，学术没有禁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问题是，什么是自由学习？如何开阔视野？
陈先生从一般历史地理学的分类说起。他说，从大的方面讲，一是自然地理，二是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包括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海洋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感应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以及中西交通史研究等。而在我的狭隘理解中，历史地理学不过是研究历代疆域沿革变化的学问，哪里知道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
讲到这里，陈先生话锋一转，接着说到作为历史地理学，既要涉及自然地理，又要涉及人文地理。我们目前只出版了竺可桢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远远不够。相比较而言，美国、日本等国都曾出版过《中国古代城市地理》《现代中国城市地理》等相关论著，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有《中国历史地理》《中国人文地理》等著作，都很有可取之处。总之，在人文地理学研究方面，我们相对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因此，我们要奋起直追，改变这种面貌。
陈桥驿
问题是，按照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分类，中国历史地理学很难归属，于是又有人提出部门地理学、区域地理学。但是，这两种分类方法，仍然不能解决历史地理学的归属问题。
根据科学研究的不同目的，又出现了第三种分类方法：一是理论地理学（即文化地理学），二是应用地理学。问题是，历史地理学有理论，也有应用。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历史地理学是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地理学？
根据科学研究的先后时间，又出现了第四种分类方法：一是古地理学，二是历史地理学，三是现代地理学。
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说起，陈先生又把话题引向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进程，特别强调了新科技进步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推动意义。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时，陈先生特别介绍了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对气候地理学研究的重大价值，而历史植物地理学对于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可见，历史地理学，关乎国计民生。
还有地名学，我们天天都接触，几乎无感。其实，地名学大有学问，是历史、地理、语言三者的结合，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禹贡》涉及的地名不过一百三十多个，《汉书地理志》有四千多个，而《水经注》则记录了两万多个地名。对此，陈先生作了重点介绍。后来，他编著了一部《水经注地名汇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皇皇巨著，凡一百一十多万字，确为地名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陈桥驿编著：《水经注地名汇编》
通过陈先生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一些基本常识。譬如很多地名，古今差异很大，来源不清，今天已难考索。这些情况，我读到华林甫所著《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中国地名学源流》《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等论著，才系统地了解这门学问的来龙去脉，以及当今研究的状况。可见，我们随时需要补课。
至于水文地理，如淮河、黄河流域变迁及其水患治理等内容，陈先生的讲座也多有涉及。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先生就有这方面的专著，系统而深入。接下来的十天里，他把讲座内容集中在《水经注》一书上，介绍了《水经》与《水经注》的关系、《水经注》的流传与版本、赵一清与戴震《水经注》抄袭案的真相以及《水经注》研究的历史与学派的形成等，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编纂《水经注》新版本构想与实施
陈桥驿先生的最后一讲是“编纂《水经注》新版本的刍议”。他从武英殿聚珍本（殿本）说起，谈到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的学术价值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编纂《水经注》新版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这些年，我一直密切关注陈先生在《水经注》新版本编纂方面的推进工作，凡有新著，必购入箧。据我肤浅的理解，陈先生的研究工作大致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陈先生在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见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附录）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现代以来研究《水经注》的总成绩。他认为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以后，“郦学”（关于郦道元与《水经注》的学问）研究中的考据学派已经基本完成了整理《水经注》的任务。杨守敬充分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在熊会贞的协助下，以明代朱谋㙔《水经注笺》为底本，完成了《水经注疏》这一巨著。此后，胡适又在戴震校订的殿本《水经注》基础上，对《水经注》的各种版本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这些成果集中收录在《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册至第17册中。胡适的重点是重新审查赵一清、戴震校订《水经注》的公案是非。陈先生的这篇文章题为《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刊载于《水经注校释》卷首，不啻是一部现代《水经注》研究的简史。
其次，陈先生从文献整理方面入手，第一项工作是点校武英殿聚珍本，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在《论〈水经注〉的版本》一文中说：“殿本以后的不少版本，从疏证上当然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还是殿本的水平。”第二项工作是他和段熙仲先生合作点校《水经注疏》。段先生的工作，以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影印本为底本，参照明清以来《水经注》重要版本及研究成果予以订补勘误。陈先生的工作，以1971年中华书局（台北）影印出版的杨守敬、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为参考，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逐一覆校。段、陈两位先生点校的《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成为当时所能见到的最佳版本。
20世纪80年代初，陈先生到日本讲学，得悉日本京都大学收藏有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另外一种抄本，凡四函三十八册。陈先生目验其书，发现这个本子与北京本、台北本不尽相同，应当是经过熊会贞修改的较晚之本。陈先生便鼓励辽海出版社影印出版。在此基础上，由李南晖点校，陈先生审定，于2013年又出版了《京都大学藏钞本水经注疏》点校本，陈先生撰写了长篇序言，探讨了这部钞本的来龙去脉。至此，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现存的三种钞本（即北京本、台北本、京都本），皆已问世，并在陈先生的大力推动、亲自参与下，出版了便于阅读的整理本。
《京都大学藏钞本水经注疏》《水经注校释》《水经注校证》
当然，陈先生的志向，显然不限于整理故旧，他念兹在兹的最大心愿，就是推出新版本。他在整理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的前言中说：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新版本的《水经注》，这件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集中较多的人力和花费较多的时间。现在，殿本的重新点校和排印出版，就为这种新版本《水经注》的编纂走出了第一步。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80年代初，陈先生走遍国内外收藏《水经注》善本的图书馆，从版本上厘清各种线索。
陈先生自幼就开始诵读《水经注》，对这部著作感情弥笃，兴趣倍增，曾大段大段地抄录，并把相关资料集中起来，1954年编写出《祖国的河流》，交由新知识出版社（上海）出版。那时，他才32岁。十年以后，他正式发表论文《〈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奠定陈先生在“郦学”研究领域权威地位的文章，是1979年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的《论〈水经注〉的版本》。这一年，他已经57岁。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著，以《〈水经注〉研究》为书名的论文集就有四辑，还有《〈水经注〉论丛》《郦道元与〈水经注〉》《郦学札记》《郦道元评传》等郦学论著近三十部，涉及《水经注》的研究史、版本学、地名学、语言学、文学、地图学、植物学、动物学、灾害学、气候学、建筑学、园林学、矿物学、金石学、军事学以及古代陵寝、桥梁、古都、城镇、农业、工业等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广博内容。这些工作，为他系统编纂《水经注》新版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杭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陈先生的《水经注校释》。这个本子的正文，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准，为便于阅读，删除了其中的夹注。校释部分，先校后释。陈先生在“跋语”中说，他参校了各种《水经注》版本多达三十三种，各种地方志一百二十余种，其他文献包括历代郦学研究成果近三百种。其中每一条注释都写明文献来源，并依据相关研究成果，详细介绍水道的流向、古今的变化等，极有启发意义。
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水经注校释》出版后，陈先生感到这部著作还存在着若干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他在古稀之年，继续研究校理，对该书作了较大的增删校订，八年后又以《水经注校证》为书名，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彼时，陈先生已经年逾八旬。这是老人家最后一次校订《水经注》，并作为《水经注》新版本收录到《陈桥驿全集》中。这个本子除了已有的优点外，其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特别重视《水经注》中主要河流的古今对比。凡专列为篇目的河流，不论大小，都对其古今变迁和现状作了说明，极富实用价值。
《陈桥驿全集》
陈先生对于《水经注》的整理，除上述诸种外，还有一种简体横排的普及本，最初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收录在“百部中国古典名著”中。他自称这是他“校勘的第四版本，这或许称得上是郦《注》版本中的一种普及本子”。2009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陈先生注释、王东补注的《水经注》译注简体字本，收录在“中华经典藏书”中。之后，中华书局又请陈先生主持《水经注》全本全注全译工作，王东协助完成。可见，为推广《水经注》，陈先生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让人肃然起敬。
2013年，陈先生在《水经注》简化字本的再版后记中说：“对于古籍，一方面，必须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更应顾及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尽可能地方便读者。”一席话，传承文明的责任感溢于言表。
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文学
在南开大学读本科时，我只是读过《水经注》中“江水注”描写长江三峡等优美段落，并未通读全书。陈桥驿先生的课，为我打开一扇门窗，让我对历史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翻阅当年的日记，1984年10月8日是这样记录的：
姜亮夫所长为了我们能开阔知识面，特请地理系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专家陈桥驿先生为我们讲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课。姜先生作了开场白，他说：“我们这些年青人必须要下苦功夫，吃大苦，否则就什么也学不到。”先生的思想已不知说了多少次了，我们一定铭记不忘。陈先生的报告趣味横生。他旁征博引，引古论今，说中道外，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真叫人佩服！
本文作者1984年10月8日日记
在我的脑海里，那天下午讲座的画面历历在目：阳光是那样充足，小鸟也在欢快地啾啾鸣叫着。虽已初秋，空气浮动着阵阵的花香。开始时，陈先生似乎还有点拘谨，不时看看讲稿。毕竟，有好几位老先生也坐在教室里旁听。随着话题的展开，尤其是论及《水经注》，陈先生一下子就进入自由王国，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话匣子打开后，时而古文，时而英文，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普通话中带着浓郁的吴方言的韵味，很快就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在秋日的余晖中，陈先生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头顶上似乎还漂浮着热气……
陈先生的讲座，十天内安排了六次，至18日结束，叫人意犹未尽。从那以后，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就结下不解之缘。只要有空，我就会把陈先生讲课时提到的著作找来浏览。再后来，经济条件允许，我又买了很多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古籍和工具书。这些著作，对于我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翻阅这些古籍，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陈先生，想到那次讲座。我以《水经注》整理与研究方面的问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后来又作秦汉文学地理研究，都与陈先生的讲授有直接关系。
关于论文的选题与写作，我在《从师记》（《传记文学》2020年第11期、第12期）中有叙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我的硕士论文有幸得到郭在贻先生的悉心指导，反复修改。最后，郭先生表示满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在评语中说：
刘跃进同学所撰《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一文，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讨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这部书不能反映王国维研治《水经注》的全部成果，因而也就不同意吴泽在该书前言中所作的“置此一书，便齐备了明清以来近十种的主要版本”之论断。二是从“人名误断”“地名误断”等二十三个方面，指出了本书在标点上的三百条错误。全文长达五万八千字。细读全文，我感到这是一篇极有分量的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文章处处表现了作者读书细心，功底扎实，思路缜密，识见精卓。作者对《水经注》的版本源流、诸家治郦之成果等等，知之甚详；于训诂校勘之学亦堪称内行，故全文结论无不坚实可靠。以一个青年学子而能出此伟著，真可谓一鸣惊人！美中不足的是：文字表达方面不够雅洁精练，有些句子太长，有不少字可有可无，词汇亦较贫乏，文章显得质多而文少。倘能在修辞行文方面多下些功夫，当会有锦上添花之妙。（但不要生硬地用一些华丽的辞藻）
郭在贻 八七.八.十
郭先生又邀请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作为论文的评阅人。在给蒋绍愚先生的信中，郭先生说：“此间古籍所研究生刘跃进同学的论文答辩，所领导委托负责办理一下。刘君好学深思，为高才生，其毕业论文亦写得极有功力，洵为佳作。现需要聘请一外校专家审稿，所里要我指定一人。我想到了兄，不知兄能否于百忙之中给帮个忙？答辩会初步定在九月份，所以时间比较仓促。兄只要看稿就是，至于答辩，就不敢再劳驾了。论文评阅意见书，写好后加盖公章直接寄我（或杭大古籍所亦可）。”
拿着这封信，我冒雨赶到北京大学，将学位论文交给蒋先生审读。蒋先生在审读报告中提出三个问题让我思考：一是王国维不用赵、戴本，也可能他不同意二家之说；二是书证直接查原文，不要用近现代的工具书如《地名大词典》等间接资料；三是方法选择的讨论可以留有余地。最后，蒋先生特别指出：“在文字表达方面，还需进一步推敲。”
上面引述郭先生的评语也指出我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欠缺。两位先生的建议让我意识到，文献学论著，不一定都要那么刻板，也需要一种灵动的韵味。后来，沈玉成先生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们的意见非常中肯，给我指明了方向。
《水经注》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但其文字之美，古今罕匹。陈先生在新译《水经注》的“后记”中引用明末张岱的话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陈先生又特别强调：“郦道元的文章，除了语言的表达，还蕴藉更为奥秘的感情倾注。我们的语译，遵循其语言，已经煞费推敲；要融合其感情，实在力不从心。”这当然是谦辞。陈先生说自己研究《水经注》，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常常“下笔不能自休”。他的论著，气势滔滔，文字充满热情。这也是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以后，我延续着对历史地理学的兴趣，又试图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开展对秦汉文学的研究。时间维度成果是《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始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终于汉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220），通过逐年排比相关文学史料，展现四百余年间文学发展的进程。空间维度成果是《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将精神层面的文学,落实到历史的具体场景中,这是我研究秦汉文学可能略有新意的地方。譬如《吕氏春秋》的成书与秦文化的选择及国运的关系、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献与贾谊升降进退的关系等,我都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得到学术界初步认可。《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进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2016年）和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年）。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从三个方面肯定了《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的学术价值：
其一，该课题运用自然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拓宽了秦汉文学研究领域，并借助文化区域的划分，使秦汉文学地理有了更直观的体现，从而使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秦汉文化区域划分标准历来不一，该课题充分考虑了行政区域、方言区域、经济区域以及文化区域划分的各自优长和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注意自然地理因素在文化区域划分中的重要作用，将秦汉文化区域划分为八个区域，即三辅文化区域、河西文化区域、巴蜀文化区域、幽并文化区域、江南文化区域、齐鲁文化区域、河洛文化区域及荆楚文化区域。八大文化区域的划分，既有自然地理为依据，又有充分的历史地理为基础，是对统一的秦汉版图进行文化区域划分的一次突破性尝试。在此基础之上的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分布研究，突破了以往唐前文学地理研究的思维惯性，为学界提供了文学地理的研究范式，具有很高的创新意识与学术价值。
其二，该课题能够运用历史发展观念，使文学地理研究既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同时又能充分注意特定地域文学兴衰更替的历史轨迹，使该课题的秦汉文学地理研究鲜明地表现出时空交融的特色。如三辅地区作为秦与西汉的政治文化中心，以经史为核心的文人群体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一文，始终以三辅区域为中心，从政治措施的推行、多元文化的交汇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这一区域文化特色及文人群体的形成过程。特定的地域浓缩了历史文化变迁，增强了秦汉文学地理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与厚重。上编其余各篇如《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三楚”的疆域及其文学传统》《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等文，或着重于地域空间的历史沿革辨析，或在文学地理视阈下分析该区域的文学发展变迁，几乎涵盖了该课题提出的秦汉八大文化区域，体现该课题时空交融的独特的研究视角。
其三，运用文献统计方法，对秦汉文人分布进行“系地”文献整理工作，这是该课题的一大建树。秦汉文人史料散见于史传文献中，勾稽史料并进行“系地”，工作十分繁难；文人分布的历史跨度以及秦汉行政区划的空间变更，又给“系地”工作增加新的难度。课题基于秦、西汉和东汉，郡国数目及辖控范围虽有变化，但各个地区划分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认识，下编“秦汉文人分布”以《汉书地理志》所载103郡国为单位，以《汉书》《后汉书》所载作家籍贯为依据，运用文献统计方法，对秦汉文人分布进行了“系地”，从而使下编“秦汉文人分布”与绪论“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及上编“秦汉文学地理”相呼应，基本上反映了八大文化区域文人分布情况，为文学地理的“系地”工作及文人分布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听陈先生的专题讲座，我可能不会从事《水经注》研究和文学地理研究。如果没有姜亮夫、郭在贻、蒋绍愚、罗宗强、曹道衡、沈玉成等先生的指点，我更不会有这点小小的进步。
陈桥驿先生手书
当然，那次讲座，对我来讲也留下一些遗憾。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向陈先生继续求教。陈先生的讲座，内容太多，课时太短，根本没有提问的机会。陈先生又很忙，下了课就匆匆离去。我没有勇气继续叨扰先生，失去了很多求学问道的机会。
另外一个遗憾是没有像陈先生那样学好外语，制约了我的学术进步。我在1987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陈桥驿先生的课今天讲完了，共六讲。这次讲座，对我启发很大，开阔了眼界。要不是现在外语学习紧张，真想把陈先生讲的几部书拿来读读。但是现在是绝对不行了，一切都要为外语让路！
那年，外语是基础学分课，外语老师叫王菊卿，非常严厉，我们课上课下都不敢大意。无奈，我们只能放松专业课学习。这种课时安排，我很不适应，觉得本末倒置，很苦恼，又无可奈何。我在那天的日记中鼓励自己：“陈桥驿先生搞中国历史地理，但他的外语相当好，无疑给他的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后来，我读陈先生回忆录，知道他精通英文、日文，还懂梵文等，并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地理系开设世界地理课程，撰写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地理》（上海地图出版社1953年版）、《英国》（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日本》（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世界煤炭地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编译过《马尔代夫共和国》（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等。可惜，我的外语到现在也没有学好。
博通坚毅方法
2023年4月，浙江大学古籍所（原杭州大学古籍所）举办四十周年所庆活动。我作为老学生代表发言，我以姜亮夫、郭在贻和陈桥驿等先生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实践为例，特别谈到三点感受。
第一是学术视野方面，强调“功夫在诗外”。一个真正的学者，可以博而不专，但从来不会专而不博。读书要博，用姜亮夫先生的话说，不能作电线杆式的专家，而是要作略通中国文化的学人。研究要精，就是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而这种专精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陈桥驿先生毕生研究《水经注》，不仅高瞻远瞩，还能敲骨入髓。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广博的学术基础。陈先生在宁绍地区与吴越文化、方志学与地名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出版了《绍兴历史地理》《绍兴简史》《吴越文化论丛》《陈桥驿方志论集》《陈桥驿方志论文续集》等论著。他还积极引进国外地理学理论，参与了现代阶段历史地理学的学术研究实践和学科理论建构过程，为中国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是治学精神方面，强调坚毅而恒久，用姜亮夫先生的话说，就是“从艰苦卓绝中建立笃实光辉的学风”。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以做君子之学为毕生追求，不为文痞，不尚浮名，重在创造，贵在发明。姜亮夫先生在清华园读书时忘却时光，曾被关在图书馆里。郭在贻先生读书忘倦，错过食堂开饭时间。陈桥驿先生说，《水经注》是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喜爱的一种古典地理书，对于此书的研究，有时确实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什么叫废寝忘食？他在《回忆谭季龙老师》一文中举例说：谭其骧先生“白天整日工作，除了不长的午睡时间外。晚上更是埋头工作，直到深夜二时。我算是长期以来保持深夜工作习惯的人，就寝总在凌晨一时左右，但是当我每晚准备就寝，到户外作几分钟活动之时，我走过他寝室外的走廊，没有一天看到他比我早熄灯就寝的”。他坚信“学问是打不倒的”。凭借着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学者“不用扬鞭自奋蹄”，卓然成为一代大家，永远令人景仰。
第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强调工具书和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杭州大学的老师，有一个学术共性，都很重视资料的系统编纂，重视工具书的作用。蒋礼鸿先生《目录学与工具书》认为，学会利用工具书，是一种“读书有限偷懒法”。姜亮夫先生从事任何一门学问研究，通常从编辑工具书做起。陈桥驿先生在《我的为学经历》中说到自幼读书的经验，一是外语翻译，二是细读字典。这些基础性的训练，为他后来的成长奠定了厚重的基础。他编著的《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分为十八类，著录相关文献一千二百余种，就是一部沾溉学林、非常实用的目录学著作。
关于《水经注》学术史研究，陈桥驿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力，除前引《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等宏观论文外，还有《全祖望与〈水经注〉》《赵一清与〈水经注〉》《戴震与〈水经注〉》《熊会贞与〈水经注〉》《王国维与〈水经注〉》《汪辟疆与〈水经注〉》《胡适与〈水经注〉》《郑德坤与〈水经注〉》《钟凤年与〈水经注〉》《吴天任与〈水经注〉》等专题研究论文由博而专，由表及里。
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
陈先生为我们讲课那年，62岁。后来，我读到他的回忆录《八十逆旅》（收入《陈桥驿全集》第十四卷，分为三部：《生长年代》《流浪年代》和《耄耋随笔》），详尽了解到陈先生的生平及成长经历：
陈桥驿（1923—2015），原名陈庆鋆，后改名陈庆均。1944年年底，陈桥驿先生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陈桥驿是他的笔名，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表文章时就开始使用，不知有何寓意。1954年，陈先生受聘于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后定名为杭州大学，1998年后合并入浙江大学）地理系，任讲师，后任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咨询委员等。出版学术专著、古籍整理和主编书籍七十余种。主要著述结集为十四卷《陈桥驿全集》，二千余万字，201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首发于《传记文学》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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